“路标”改变往后--《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docVIP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 苏文 (1954—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东方》，1996(5)。 1991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1991年剧变之后，俄罗斯始终忘不了“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1917年2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拼命呼唤“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1917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19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斯托雷平(1862—1911)，1906年任俄国首相兼内务大臣，次年发动六三政变，开始了极不公正的“斯托雷平改革时期”，后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死。改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后反而发动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19世纪末对民粹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1917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情绪所裹挟，以致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1917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于知识分子过于“激进”，由于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些，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的。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19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强扶弱”。而当1913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1917年2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 实际上，俄国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19世纪的俄国盛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 1884～1903年，这十来年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反国家罪”由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为的演变。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本文无法详述，但通俗地概括就是：在1861年“家长”偷走了一半“家产”的情况下，斯托雷平又允许“子弟”们中的“兄长”放手抢夺剩下的另一半“家产”，并把“弟弟们”一脚踢开，以此来完成“分家”并换取“兄长”对“家长”偷窃行为的支持，最终达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变革，一方面又维护了“家长”统治的目的。 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显变化： 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 第二，1861年，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1907年后，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护。由于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于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于“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社世界”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 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后者举起了自由主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因而从1905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