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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弋在艾汶河上的白天鹅 ——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冷和平 据说莎士比亚非常喜欢吃腌鲱鱼，友人盛情相邀，结果贪食过多，后又着了风寒，染上肺炎，走的时候只有52岁，当然这只是后人的回忆。由于莎士比亚的生平文字材料极少，后人也只能从他故乡教堂的档案、法律文书、签名的遗嘱等去勾勒个大概。不过莎士比亚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倒是实实在在的矗立了几百年，铭文上有一句“让我安息者，上天赐福，移我尸骨者，永受诅咒”，叫当时猖獗的盗墓贼望之战栗，说也奇怪，冥冥中神佑着的莎士比亚墓历来还真的相安无事。 莎士比亚的名字是在1903年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不懂外文的林纾，硬是和魏易合作，在《吟边燕语》中译述了莎士比亚故事20则。后来又和陈家麟合作，译述了5部剧本。但林纾和辜鸿铭一样，顽固的恪守自己贵族文化的底线，把个莎士比亚的作品以文言文的形式作了大幅度的改写。 第一个把莎士比亚这个译名固化到今天的是梁启超，其实梁先生并未读过莎翁的作品，他只要这个西方文明的符号来证明中西文化之间的某种关联。从林纾以降，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似乎成了某些文化人的时髦，就连徐志摩也尝试着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个片段。当然，算得上有名的译家挺多，如曹未风、梁实秋、曹禺、梁宗岱、方平、卞之琳等，但译的最好的，我以为当是朱生豪了。 朱生豪这位“译界楷模”真是太不简单了，单就“一代词宗”夏承焘的的赞誉“才华在古人中只有苏东坡一人可比”便可知其在翻译史上的价值。从1935年到1944年，朱生豪凭着巨大的毅力，在9年中译出了莎士比亚37部作品中的31部，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了莎士比亚，离世时只有32岁。他和宋清如这对“才子佳人，柴米夫妻”演绎的那场风花雪月的传奇足以感天动地，可惜朱生豪没有看到两年后《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问世。时至今日，平头百姓可能知道朱生豪这个名字的人不多，文学界有人说早该给朱生豪树碑立传，此话一点都不为过。 北大有位教授叫吴兴华的，对莎学素有研究，搞了一阵子的莎士比亚作品集的校订，也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可惜在文革初期就被几个红小将灌下浆糊折磨致死，后杨周翰教授慨然承担了莎士比亚部分历史剧的译作。1964年，国内准备出版莎士比亚的全集，还根据英国浮丘公司出版的《莎士比亚画册》精选了43幅插图，请高手制成钢刻版画。岂料文革开始，《莎士比亚全集》就这样折戟沉沙，沉睡在仓库里。等到14年之后，人们到仓库里去寻找《莎士比亚全集》样板准备开印的时候，文字的纸型还在，但印好的那几万张插图却不翼而飞了，连版也没了，专家们唯有将《莎士比亚全集》的文字部分付梓。 当年梁实秋先生计划用20年时间把《莎士比亚全集》译成中文，但结果却用了30年的时间。据说，现在的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辜正坤先生极想和朱生豪先生PK一下。也是机缘巧合，外研社恰想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版珍贵版本译出，辜先生尝试着翻译《哈姆雷特》，但花去了他整整一年多的时间，他不得不叫来了20余位莎学专家通力合作，决心打造无增删的《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走后的第七年，《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由他的同事编辑完成，价值极高。这时，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却扬言莎士比亚剽窃了他的作品，并警告其他人不要落入这位“用羽毛装饰起来的风头十足的乌鸦”的圈套，说莎士比亚“在他演员的外皮下包藏着虎狼之心”。没有料到的是19世纪中叶，在英国又出现了一些干脆否认莎士比亚著作权的理论，莎士比亚的作品时而被认为是哲学家培根写的，时而又认为是一些贵族如雷特兰德勋爵、戴贝伯爵、奥克斯福伯爵等人所写。这种反科学的充满敌意的歪曲和评论非但没有掩盖莎士比亚的光芒，到反而使莎翁的作品熠熠生辉。 有人把莎士比亚看作是“自然的诗人”，“最深刻的人类观察者”，是世界悲剧舞台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认为他有奔放热情的想象力，率直而深刻的判断力，“更具有激荡我们感情的力量”。歌德就做过一次《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著名演讲，他说莎士比亚的“精神的特点在于它永远启发着精神。”普希金说莎士比亚悲剧所展示的是“人类的命运，人民的命运”，就连马克思都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世界艺术顶峰之一。 古典主义指责莎士比亚的天才“不合乎规则”，认为莎剧违反“三一律”，缺乏教育民众的力量，“没有一点理智的火花”，甚而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缺乏固定的性格特征。屠格涅夫就说哈姆雷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类同于俄国贵族中的“多余人”。 最有趣的莫过于列夫·托尔斯泰了，他在《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中断言莎氏不是艺术家，他的作品不是艺术作品，莎剧中的矛盾冲突是作者凭主观任意安排的，而不是出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事件的进程，完全缺乏美感，唤不起观众的同情。他甚至认为莎剧是“抄袭的、人为地零碎拼凑而成、乘兴杜撰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歌毫无共同之处”。在托尔斯泰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弥漫着“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