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证据因素探析.docVIP

刑事错案的证据因素分析 　　摘 要：刑事错案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由于认定事实错误或适用法律错误，导致最终做出的生效判决发生错误。随着媒体的披露，一些刑事错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刑事错案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就其证据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避免刑事错案的举措 关键词：刑事错案；证据；举措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192-02 一、刑事错案的危害性 （一）对当事人及其家人的伤害 刑事错案直接伤害案件的当事人，也会伤害他的家人，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刑事诉讼各环节中，审判作为对案件做出最终裁判的程序，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呼格吉勒图案中，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枪决，距离案发只有62天。当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时，呼格吉勒图的生命不可挽回。有些人正是从错案的角度主张废除死刑。人类不管科技发达到何种程度，也不管我们的司法制度有多么的健全，事实上，我们仍然甚至永远也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确定我们可以判明事实真相。那如果我们根据一个没有把握的事实真相，判一个人死刑之后，万一将来发现他是错案，岂不是晚了？ 让我们再看另一个案件，即佘祥林案。因杀妻，佘祥林被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05年3月28日，被杀害的妻子张在玉突然归来。张在玉死亡的事实不存在，铁定错案。同年4月13日，佘祥林重审被判无罪。而这个案件对佘祥林和他的家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佘祥林含冤入狱十一年，失去自由，脱离社会，身败名裂，他从一个精壮汉子变成了一个身体孱弱的人；体健的母亲因为其上访被关9个月，出看守所3个月后死亡；女儿被迫辍学外出打工；长兄为给他申冤，被关41天 （二）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伤害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司法公正最终是要靠案件质量说话的，出了一个冤假错案，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1]。刑事错案是对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蔑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六项重大任务，其中包括“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从近年来被纠正的刑事错案我们可知，我国正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做出不懈的努力 （三）对社会公众法律和法治信仰的伤害 法律代表着公正、自由和正义，是公民权益的保障。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刑事错案的发生，极大地动摇人们对于法律和法治信仰的怀疑。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法律应该是正义的化身，不公正的审判，比犯罪本身所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 二、刑事错案证据方面的原因 （一）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刑讯逼供问题比较严重 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偏爱也是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司法就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当前，因有罪供述而导致刑事错案的例子并不少见。有些刑事错案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典型案件陈满故意杀人、放火案被依法纠正，分别写入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刑事申诉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对原判有罪的案件抗诉无罪 陈满说：“我没杀人，我是被冤枉的！”一审审判长说：“我对这个案子太有信心了，绝对是他干的。”1994年11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再审判决，宣告陈满无罪 究其原因，原裁判据以认定案件事实主要证据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陈满的有罪供述存在以下问题：原审被告人陈满的有罪供述不稳定。原审被告人陈满关于作案时间、进出现场、杀人凶器、作案手段、作案过程以及对作案时着装的处理等主要情节的供述不仅前后矛盾，而且与在案的现场勘查笔录、法医检验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因此，原裁判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即陈满的有罪供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存疑，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此外，司法迷信之一，有罪的人才会认罪。真实情况：众所周知的讯问技巧可以导致虚假供述。如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导致虚假供述。人类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