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今法律思想文化看讼案增加..docVIP

从古今法律思想文化看讼案增加 　　摘 要 当今，我们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部门法律体系日趋健全，执法司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然而，为何仍不乏有乐于助人之人被告上法庭并被判败诉，药家鑫杀人案在对其判决关注的背后引发人们对道德的思考，小悦悦事件更是显露出人情的冷漠，道德的沦丧，道德本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及优秀文化传统，为何如此多的合法问题或者说不违法的问题却频频与情与理相互冲突？ 关键词 法律 情理 道德 法治 德治 作者简介：张晓霞，潍坊学院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2-007-02 在中国古代，有“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法律传统。例如，中国古籍《幼学琼林》载：“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增广贤文》也载：“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所受理的各类讼案数量由1978年的613272件上升到2009年的7462488件，增长了11.17% 从古代的“无讼”“厌讼”“耻讼”观念到当代的诉讼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变化，表明中国人传统中的“厌讼”“耻讼”观念已在逐步消减，打官司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这与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单从古今法律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探究其原因，主要就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将事物置于整个社会乃至天地人关系中进行考察，而非止于就事论事”，注重礼教和道德感化，和为贵的文化主张和谐，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人们寄希望予道德和礼教的约束，倾向于用调解、和解的方式来定纷止争，对法的强调也更多在其惩治功能上。例如，西周时期的“以礼治国”，西汉时期的“德住刑辅”，唐朝的“礼法合一”等，无不体现了礼教和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和作用。而秦朝的严刑峻法也只不过是适应奴隶制到封建制社会变革的需求。秦亡于暴政而非亡于制度，秦的严刑峻法正是为其保证服务的。概而言之。在古代的中国，既有法治，又不乏理治，“法”与“理”，合在一起叫“法理”。早在宋代就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即所谓的理学（程朱理学、宋明理学）。而在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配套的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新型案件层出不穷，人们的道德观念渐趋薄弱，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指导性的原则正逐步走出人们的思想道德范畴。高呼民主思潮，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也随之不断增强，随着各类法律法规的不断制定出台，再加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颁布，大大降低了诉讼门槛，使得人们对法律的依赖性也大大增加，缺少了道德的约束，导致讼案数量爆发式增长 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虽然在当代社会，就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法是最主要的方法，但在某些社会关系领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说不是最佳的手段，如果硬要以法律进行控制，就可能导致社会成本过大，得不偿失，甚至造成法律的暴政。为了有效地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还必须使法律与其他的资源分配系统（例如道德）进行配置，从而实现全方位的社会和谐。首先，法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是适当的。在现代社会，法的作用范围极为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应该看到，在不少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领域或很多问题上，采用法律手段是不适宜的。例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或一般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则不宜采用法律手段。因为法律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对人们的思想、认识、信仰或私生活方面的问题采用法律手段强行干预、限制、禁止，不仅不可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且往往导致有害的结果。其次，法对千姿百态、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的涵盖性和适应性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限度。再次，在实施法律所需人员条件、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法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 今天，我们倡导和谐社会，我们高呼依法治国，谈到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理念固然是先进的，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近现代的民主与法治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国家借鉴过来的，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建设成了法治社会，我国虽把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基本战略，但由于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宏观的经济格局，我们不能一味的倡导建设完全的法治国家，更要注重道德的协调。法治，从立法层面来讲，包括科学立法和民意立法。理国和治国不同，在立法方面，强调诉法权益保护的平等性，而不是一个利益该与其他利益，或是利用立法特权保护一个利益而忽视甚至贬低其他利益；在司法方面，强调司法对行政的监督作用，强调司法机关说理的权威作用，而不是强调国家机器的威慑力量，因此，依法理国相比较与依法治国更具有法治、德治思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