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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文献与史学网 2009-3-17 载《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在历史学内，历史考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探讨中，都应当从理论层次上对历史考据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总结。中国历史学具有自古以来连续不断而异常兴旺的特点，因此总结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是研讨历史学方法论及思维路径的必要准备。前人对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经作出不少研究，如陈垣先生从文献学方法上的论述、顾颉刚先生从古史辨伪角度的总结，均为精辟的开拓性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总结，以供史界同仁商榷与讨论。 一、“历史考据学”的概念及其内容 　　凡研讨用一个概念表达的学术对象，必须确切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否则可能致使著述随意取舍、漫无鹄的，论者浑沌，读者迷茫。这种有意无意使论题范围模糊不清，浑沌说去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并不少见，亟应克服。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要讨论的问题。 　　考据，其成熟的形式以及规范的方法，是要条举证据，以论断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而考据之能够成“学”，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实际上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学方式，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历史考据学就是在历史学之内，以历史考据的特定方法、专门著述为依托，并且形成特有学术理念乃至专门理论的分支学科。中国的历史考据，经历了虽有具体史实的考订，而尚不足以言“学”的长时期积累，逐步蔚成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治学方向与治史作风，从配合修史著书的附属地位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在中国，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考察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要从清理早期零散的历史考订开始，揭示其如何逐步演化为一类专门的学术，并且怎样地继续充实与完善。 　　历史考据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为关于史实的考证和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史实的考证”，包括核查以断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等一切历史的实际状况。以上各项均涉及到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具体情节，甚至整体上究竟是有是无，例如历史传说中的黄帝、被载入《明史》的李自成军内的重要人物李岩，都存在着需要考证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 　　所谓“历史文献的考证”，包括对文字形式的所有史料之形成背景、名义真伪、内容情节、可信程度等等的考订判断，如《古文尚书》的真伪、《左传》的作者、《史记》的史料来源、《清实录》的可信度问题，皆曾经是学界考证、讨论的热点。 　　史实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应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因此不仅必须利用历史文献方面的考证成果，而且在史实考证的进行中也往往需要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辨伪或考实，从而说明文献的是否可信。例如考证李岩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要追朔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的源流、变化，特别是最早文献记载的是否严谨可信。对上古史事、礼仪、典制的考证，更无可避免地牵涉相关文献真伪、形成年代、资料来源的清理和考订。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又必然涉及到相关历史阶段的史事、人物和社会背景，即需要运用史实考证的可信成果。可见史实的考据与历史文献的考据不是相互孤立的，在比较复杂的历史考据中，往往是错综交插进行，但就考证的具体目的来说，则有理清史实与判别文献的不同。 　　出土文物、出土文书及古代文化遗址，可以概称之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另一类依据，同时也是考证、鉴定的对象。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运用大量特殊技术手段和特殊知识的考古学，日益重要，蔚为大观。考古学其实是历史考据学的延伸，它仍然要应用一般的历史学知识，而撇开其特殊的技术手段与特殊的知识，文物与遗址的研究类似于史实的考证，出土文书的辨认与研究仍具有历史文献考证的性质。 　　在中国古代，历史考据是伴随经学的考据活动兴起的。旧时经学的考据，很大一部分今天可以归入历史史实考证或历史文献考证，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历史考据，如《诗经》中名物的考释。这样，考据学就不止于现今历史学一个领域之内，于是有笼统的“考据学”的概念。其实，考据的内容多属于历史的范围——文学方面的考据多为文学史范围，哲学方面的考据多为哲学史问题，以此可以类推。在文献考据上还有“辨伪学”的概念，从辨别真伪的对象来看，有许多书籍虽不属于史籍，但任何伪书的出现总归是历史的现象，辨伪的研究方法与立说依据也多可归结为历史学的范围。因此，“辨伪学”乃是历史考据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考据是现今各个学科考据性治学活动中的根基和主干。 二、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考据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历史考据活动作为撰著历史专书的附属，经历着方法上、实践上的漫长积累，而迟迟未能获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