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信息,让大众理解“转基因”》.docVIP

开放信息，让公众了解“转基因” 8月1日，“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的论文，称美国塔夫茨大学一科研机构于2008年在湖南省一所小学进行过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此事随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每次涉及转基因食品的事件都会引发公众和研究者的对立？在转基因食品研究和推广中，科学家和政府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公众又应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粮食产量 新京报: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朱祯：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决定物种特殊性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受体物种的遗传物质，使其性状发生一定改变。以转基因农作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基因从一种生物中提取出来，然后转移到受体生物中去，使后者产生定向的稳定的遗传改变，并形成新的品种。 新京报：转基因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 朱祯：基因的转移过程，在自然界就有。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对作物的遗传改良。 传统育种技术主要通过有性杂交和自然界产生的突变，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比如我们现在吃的小麦，就含有燕麦草和黑麦的成分。 不过，传统种植技术的目标性不强，基因的转移也只能在物种内进行。转基因技术则不然，目标性强，可以实现跨物种之间的特定基因转移，方便简捷。 比如目前我国已经问世的抗鳞翅目害虫的水稻。以前水稻是不具有抗鳞翅目害虫的特性，但通过转基因技术，跨物种吸收了有效的基因片段。 新京报：我们是否需要转基因粮食？ 朱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世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世界的粮食种植面积是恒定的，甚至还有缩减。那么，只有提高单产，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需求。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为人类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 目前，在国外，大豆、油菜、玉米，都广泛使用了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而在我国，近年来粮食总产与耕地变化基本一致，表明粮食单产的提高并不明显。除了转基因棉花，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非常缓慢，绝大部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 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如果再不发展转基因技术，我国的粮食安全将遭到威胁。 以个案否定技术不是科学态度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是否有风险？风险是否可控？ 朱祯：任何事情都有好和坏，对于科学界来说，风险是个几率问题。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评估一种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要看具体情况，转到受体物种上的基因是什么基因，对受体物种有什么影响。 如果转的基因是毒素基因，那受体物种当然对人类有危害；但如果转的基因是降解植物本身含有的毒素，那么这个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在降低对人类的风险呢？难道天天吃打农药的食物，比吃具有抗虫基因的食物更安全吗？ 新京报：除了风险，转基因粮食的争议还有哪些？ 朱祯：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是认可的。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是安全性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新京报：但目前在媒体上和公众中，对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粮食的争议非常激烈。 朱祯：在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源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不了解。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转基因技术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再举抗鳞翅目害虫水稻的例子，转基因技术只让水稻具备了抗鳞翅目害虫的基因。 可以看出，基因的特异性非常强，不仅细化到目，甚至有些细化到“种”。 现在有些人，用对个案的评价推广到对整个技术的否定，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对转基因作物审查近乎苛刻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食品从实验到生产，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审查程序？ 朱祯：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从研究立项到大面积推广，都要经过4个阶段的评估和审批。 转基因作物培育出来之后，要依次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等三个阶段的监测、评估。每个阶段都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由专门人员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监测、评估的内容包括作物本身的性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这三个阶段完成之后，还要把结果送交农业部审批，由农业部组织各方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取得商业化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推广。到现在为止，我国尚未有大作物转基因品种获得商业化许可。 对于转基因食品，更是要由国家相关权威部门进行全方位检测：食品成分、食品毒性、致突变效应、过敏反应等。对转基因食品检测的全面、严格程度，超过了任何食品。 政府不能坐等公众疑虑发酵 新京报：很多人说国内商家在隐瞒转基因食品的事实，比如对产品中含有转基因原料故意标志得很小。这种隐瞒，恰恰印证了转基因食品有危害。 朱祯：我国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标志。至于标志的大小是否明显，要靠流通环节对国家相关法规的落实。 另外，对转基因食品的标志，并不是安全性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