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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成人礼仪及其现实意义 杨朝明《 人民日报 》（ 2014年05月30日 ? 07 版）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成人”礼仪，注重发挥其在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中的教化功能。我们今天开展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可以认真研究传统“成人”礼仪，借鉴其合理成分，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的“成人”观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常常提到“成人”这一概念。孔子强调“仁”。在他看来，有仁德是做人的前提，是“成人”的基本要求。懵懵懂懂的孩子是自然人，不是具有社会义务和责任意识的“成人”。人要“成人”，就应当“仁”。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同时孔子认为：“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有“仁”心，脱离纯粹的自然状态，懂得“修身”“亲亲”“事亲”。 　　在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成人”首先是“有知识的人”，即对社会有基本认知。但“成人”与“成人之行”又有所不同。一个人有了知识，具备了“成人”的基本素质，然后再接受仁义礼乐教化，才能具备“成人”的德行。孔子认为，具备“知”“不欲”“勇”“艺”等素质，也就是说聪明有智、清心寡欲、勇敢无畏、多才多艺，还不可谓之“成人”。只有见到财利想到道义，见到危难勇于担当，长期困顿却不忘平生之志，这样的人方可谓之“成人”。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特别强调礼乐对于“成人”的教化作用，认为仅仅具有某种技能或某方面的素质，并不等于解决了“做人”的问题；没有礼的约束、乐的熏陶，人们不仅不能“成人”，还可能丧失一些原本可贵的品质。 　　周代“冠礼”与“成人”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仪：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已经比较系统。当时人们一般在八岁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由老师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个人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才能由少年而成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 　　男子行“冠礼”，标志着“成人”阶段的开始。“冠礼”的意义在于“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即抛弃孩子气，形成和巩固“成人”的德行。行“冠礼”之后，人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冠礼”是对人们“成年”的认可，是人们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双重涵义，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成为“成人”，不仅要能够行“礼仪”，还要自觉以“礼义”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一个长大成年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何谓人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年满二十，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实践这些“人义”。 　　我国古代士人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比如，《国语·晋语六》就记载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也就是说，刚刚成年的人要谨慎戒惧，一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长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如果开始时接触的是邪恶，则会滑向善的反面。善生善，恶生恶，就像草木繁殖，都是一类一类地滋生。人们行过“冠礼”后，就应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房屋可以遮挡风雨，但还需要随时清扫；人有了正确目标，还需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显然，“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推动传统“成人”礼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青少年时期是道德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