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近代工业.doc

一 浙江近代民族资本的产生 封建自然经济在解体过程中，给民族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诸如商品市场、劳动力来源等等。这样，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徐役资于新式工业”。从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 在浙江民族资本产生之前，早在四十年代，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就在宇波设立美华书馆，但不久即迁往上海。在洋务运劝中，左宗棠曾于一八六四年在杭州试行仿造小轮船，但效果很差，且不久他奉命调闽去镇压太平军在南方的余部，其洋务事业亦随同迁闽。到一八八三年，浙抚刘乘璋在杭设浙江机器局，制造弹药、火雷和修理枪支。这是当时浙江最重要的一项洋务企业。 浙江近代民族资本工业开始于一八八七年创设的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 通久源的创办人严信厚，浙江慈溪人，曾充任李鸿章的幕僚价和督销长芦盐务河南官运事。他在担任长芦盐务十余年期间，积累了巨资，“自是而京师，而上海，而广东，而私建，而宁波，所至皆有廛舍 一八九四年，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扩建纺纱车问，以便把生产范围从单纯的棉花加工发展为兼营纺纱。至一八九六年，纺纱车间建成投产，该厂厂名亦改为通久源纱厂。 通久源纱厂的资本己增至四十二万元，有柔钢锅炉三具以生蒸汽之用，抽纺筒共有一万一千零四十八个，雇佣工人增至一千二百人，分昼夜开工。另雇女工三百五十人在清花部劳动，小工二百五十人在厂外劳动，每星期产纱三万四千五百二十五磅。到一八九八年，据九月二十一日《中外日报》，该厂“开设有年，生意亦畅，现因新添纺织机器，所有前次所用女工，不敷工作，因此招募女工，……闻近日女工向该厂报名者颇多”，这表明该厂发展较为顺利，以后续有扩大。 在通久源机器轧花厂创办之后不久，宁波商人又于一八八九年在慈溪创设了浙江慈溪火柴厂”，暂时雇佣日本工匠指导生产。一八九二年在杭州市中心出现了一家蒸汽石印厂，雇佣工人约三十人，有印刷机两台，由一台小发动机发动。 从一八八九年起，庞元济等在杭州城北拱宸桥运河西岸开始筹建“通益公纱厂”。庞元济是候补四品京堂，原为吴兴县南浔镇上著名的“四象”(四家最大的豪富)之一。另一个创办人丁丙，原为杭州殷富，江苏特用知县。庞、丁等筹集股本号称四十万两，向国外订购纺纱机器，经八年筹办，于一八九七年正式开工。全厂有纱锭一万五千枚，雇佣工人一千二百.人。厂房的照明，全用自备发电机听发的电，“在晚间，和暗淡无光的街灯比起来，正是一个对照。” 通益公纱厂在开工后，头几年的发展比较顺利，一八九八年曾达到年产纱二百万磅，一八九九年增至三百万磅，但一九零零年起产量猛跌，只二百三十万磅，一九零一年更跌至一百八十万磅。 在通益公纱厂正在筹建中的一八九四年，“通惠公纱厂”在萧山县西门外姑娘桥建立起来了。创办人是候补同知楼景晖。该厂发展亦较顺利，据一九零零年一月十五日《中外日报》所记，该厂“开创己及五载，颇能获利，虽本年(按指一八九九年)花价腾贵，尚不致亏折”，正在打算添招股金，加增机锭一千只，汽锅三只，增招女工数百名。该厂当时共雇佣工人一千一百多人。 以上宁波通久源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萧山通惠公纱厂，就是浙江近代的所谓“三通”，它们是当时浙江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在社会上最有影响的三家民族资本近代工厂。 除“三通”之外，一八九五年庞元济、丁丙还在杭州拱宸桥畔建立了“世经缫丝厂”，资本三十万两。工场间设在楼上。所用机器，由上海磨宜笃公司制造。燃料用日本煤，每天需二吨多。该厂有缫丝锅二百零八只，每锅置采丝口六，一天可缫丝一担。一八九六年，丁丙又在杭州以北的塘栖镇(今属余杭县)，建立了“大纶制丝厂”。同年，楼景晖也在萧山开设了“合义和丝厂”。以上三家丝厂，是浙江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缫丝厂。 除棉纺、缫丝厂外，一九零零年，候补知府庄得之在杭州拱哀桥丁公滨开设机器面粉厂，资本六万元，是为浙江最早的机器面粉厂。同年，宁波商人在寿昌境内开办寿昌煤矿，是为浙江最早的民族资本近代煤矿。 以上这些厂矿，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末止，浙江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基本概貌。 浙江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始人或主要投资人的出身，据杭州、宁波、绍兴、温州等地稍后对三十九家工厂所作的统计，官僚六人、买办三人、地主九人、商人一十六人、手工业者和学徒五人。其中商人比重最大，地主其次。官潦的比例虽不大，但他们创办的厂却是最大的那几家，如“三通”。 同全国的情况一样，浙江民族资本由于产生在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严重压抑，发展很准。一八九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曾说:“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井忌，百汁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华商有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