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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村民再城镇化中的风险消解 　　[摘 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中村村民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呈现半城镇化现象。这种半城镇化状态，不利于我过城镇化推进，导致各种社会风险。彻底解决半城镇化现象，需要推进以平等公民权为基础，促进社会融合的再城镇化，消解潜在风险，推动我国城镇化顺利发展 [关键词]城中村村民 风险社会 再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3-0006-02 1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伴随着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城市的迅速扩张，城市周围的农村以土地征收、村改居或整村拆迁的方式被城市兼并，农民在土地被征收后，并不能迅速融入城市生活，这一群体仍旧保留着农村固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居住在尚未被改造的农村自留地，成为了城中村村民。不论在被改造的过程中，是否获得城镇户口，他们缺乏在城市中就业的能力，与其他城市居民缺乏交流与互动，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为新居民 这一现象我国已有许多学者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我国学者王春光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口半城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不整合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在系统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不断内卷化。半城镇化可分为地理空间和人口转化两个过渡状态。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发展，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过渡阶段，呈现出半城镇化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困难 刘玉侠教授认为，解决半城镇化困境必须要进行再城镇化，在保障城中村村民公民权的基础上，促使城中村村民与城市居民彻底融合，实现再城镇化。这一过程中，获得城市公民权是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实现社会融合是城市化的本质内涵。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正在形成，甚至已经进入了德国学者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在再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正视风险社会这一因素的影响 玛丽“偶然出现的图式”，这种偶然性是由人的认知决定的。乌尔里希“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发并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传统社会的危险不同，风险是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所引发的结果，并且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计算性。吉登斯认为，风险可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外部风险”是可预测、可计算的传统的自然风险；“人造风险”是社会进步，尤其是知识进步带来的，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杨雪冬在比较研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后，认为风险社会不仅是一种认知，还是一种秩序。程光泉教授认为，风险社会是近代以来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利弊或所谓现代性危机得到全方位展示的社会。肖瑛教授认为，中国的“风险社会”虽与贝克所述的“风险社会”之间有着非常多的一致和重叠，但在形成逻辑上有本质区别，一是中国仍处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而西方国家早就步入现代社会=是正处在个体化的进程中，与欧美等国的个体化并不完全相同，是一种被删减的制度的个体化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后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财富不断累积，科技不断发展，也产生了“潜在的副作用”。当人们试图控制潜在的风险而制定制度，又带来了制度上的未知风险。由此，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面临的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从空间上看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从时间上看，它可能影响现在，也可能在几代人之后。而对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社会固然出现了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风险要素，但必须认识到中国风险社会的产生，在现代化进程及个体化进程有其区别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性，不能照搬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而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借鉴的基础上，给出答案 2现状与风险 传统城镇化由政府主导，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土地和人口的非农化作为主要标准的粗放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诸多潜在风险 2.1制度风险 风险理论制度主义的主要代表贝克和吉登斯都十分强调风险社会中的制度性因素，现代制度一方面维持着社会的良好秩序，抵御来自市场经济和科技发展带来的过度冲击，给人们安全感；另一方面，制度来自于人们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在抵御风险的同时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发源地。如此，风险的爆发有其必然性。中国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以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将市民和农民从资源配置及社会保障隔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在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中，曾取得非凡的成就，但同时也开始展现出风险 2.1.1土地制度 城乡土地二元所有制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的承包使用权。城市的扩张必然需要征收周边农村的土地，而所征土地，政府高价出售给开发商，给予农民极低的补偿款，引发农民不满在征地以后，政府允许村集体保留一部分自留地和宅基地，村集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