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刑法时效制度与《反腐败公约》规定之比较.docVIP

澳门刑法时效制度与《反腐败公约》规定之比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条明确阐述了其宗旨之一是：“促进和加强各项措施，以便更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作为其中一项措施，《公约》第29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酌情规定一个较长的时效，以便在此期限内对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犯罪启动诉讼程序，并对被指控犯罪的人员已经逃避司法处置的情形确定更长的时效或者规定不受时效限制。”从字面上看，这一规定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考虑到腐败犯罪行为人的身份、行为方式等特点，犯罪事实往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被发现或者被确认，为确保对此类犯罪的追究，公约要求缔约国在法律上规定一个“较长的时效”，以便对《公约》所规定的犯罪启动诉讼程序。二是针对那些在逃的已经被指控的人士在法律上规定更长的时效或者规定不受时效的限制。 准确地说，《公约》所建议的此种时效为向被告提起诉讼程序而规定的时限，亦即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行使刑罚权的期限。超过法定期限，刑罚权则归于消灭，不得再行使。由于刑罚权包括追诉权与行刑权，刑法的时效也相应分为追诉时效和行刑时效或称刑罚时效，《公约》所要求的是追诉时效。 对于提出这一要求的用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立法指南》（以下简称《立法指南》）说明：“这一条文的基本考虑是做到平衡兼顾，既要有利于迅捷的司法和断案以及对被害人和被告的公正，又要承认腐败罪的发现和确定通常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在国际案件中，还需要有司法协助，而这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延迟。”而时效制度的意义一是迅速司法，二是及时恢复被侵害的法益，三是维护被告的合法权利。而确定的追诉时效期限的长短正是出于兼顾多方面的权益以及多重因素的考虑。腐败犯罪是严重的也是复杂的。其复杂性在于犯罪行为人一般都掌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犯罪手段狡猾，反侦察能力强，同时具有高科技化和跨国性，其社会危害性较之普通刑事犯罪更大也更加难以诉诸法律。《公约》出于对此类犯罪严重性和复杂性的考虑，要求缔约国规定更长的追诉时效，这一要求既是明确的又是模糊的。根据《公约》规定的几种义务层级的划分，这是《公约》要求缔约国应当履行的强制性立法义务，各国均需要检视本国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是否符合《公约》的要求并有义务做出改进。而《公约》行文的内容则是“更长的期限”“较长的期限”却又不是明确具体的，《立法指南》第21条着重强调，“公约的强制性条文只是为了一致起见各国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标准。在满足最低限度标准的前提下，缔约国可超出这些标准而不受限制。”为此，各国需要综合本国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制度，考虑《公约》要求的目的而做出必要的调整。 《澳门刑法典》第110条第1款规定，“自实施犯罪之时起计经过下列期间，追诉权随即因时效而消灭：a）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二十年；b）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十年但不超逾十五年徒刑之犯罪，十五年；c）可处以最高限度为五年或超逾五年但不超逾十年徒刑之犯罪，十年；d）可处以最高限度为一年或超逾一年但少于五年徒刑之犯罪，五年；e）属其它情况者，两年。”以《澳门刑法典》第337条“受贿作不法行为”的规定为例，公务员接受不应收取的财产利益作为违背职务上之义务之作为或不作为之回报者，处一年至八年徒刑。根据时效期间的规定，受贿罪的追诉时效为十年。 那么，这个规定是否符合公约的要求？显而易见，澳门刑法关于时效长短的确定依据是根据法定刑的轻重即刑期的长短，而刑期的长短取决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危险性、再犯的可能性以及对犯罪行为的报应和惩罚。追诉时效制度作为一项导致刑罚消灭的替代性制度，确定时效期限的长短就应该考虑到首先是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平衡；其次与犯罪人自我改造的可能相平衡；与再犯的可能相平衡；与国际惯例相平衡。[1] 纵观不同国家和地区立法关于追诉时效的确定标准，大概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按照犯罪种类不同而规定不同的追诉时效期限；二是按照法定刑的轻重来确定不同的犯罪追诉时效；三是兼采罪与刑的双重标准确定追诉时效。澳门刑法采用刑期标准确定追诉时效。而“对于法律规定可选科徒刑或罚金之任何犯罪”在确定追诉时效时仅考虑徒刑。[2] 采用刑期标准确定时效期间符合创制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原意。“考虑到犯罪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期限，犯罪人已经不再具有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同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为社会所遗忘或者说刑罚已经不必再进行机械的介入和干预。基于此，以法定刑长短为主要标准确定追诉时效的长短，充分考虑了上述立法原意。”[3]当然，如果认为这类犯罪所确定的法定刑不符合当前形势下腐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即罪刑不相当，那是另外的问题，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确定追诉时效制度的基础。从立法的角度，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必定会随着社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刑事政策，调整刑罚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