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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家”柳传志 环境学家柳传志 　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中国过去平均主义的传统，我们很幸运的成了改革开放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发震空间，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成了改革中的成本。这就像我们上岸了，看见船要沉，一定要把后面没上岸的人拉上去 　　 　　对柳传志的一个少见但恰当的描述是：他是个环境学家。 　　这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称谓，指向这样一种判断：仅就一家中国公司生存、发展的战略与管理问题，柳自不缺乏真知灼见，但让他成为中国商界最论文联盟wWw.LW无争议的偶像级人物的，还有他对宏观环境的理解与应对。如柳氏著名的拐大弯理论看准方向，然后拐大弯，不要临时拐急弯重点尚不在于拐弯的耐心与韬略，更在于对大方向以及这一方向下种种障碍的关照、体认。 　　关于此种论述，最好的阐释仍是他的成就。1990年代后期，联想成功改制，当时不乏有人认为，这只应是中关村诸多改制故事之一，但时间证明，即使不能将联想的经验称为独一无二的，也可以说是长期价值最大的。如果没有此前的改制，这之后的分拆和国际化就无从谈起。就像改制的顺畅源于柳对于政策的透彻理解以及相应的审慎行动，联想的国际化路径也是对大环境的周详思辩的结果：它是华人企业中率先展开蛇吞象交易的，但与TCL、明基们不同，柳看透了人才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宁肯将高层管理团队的主导权让予来自IBM与戴尔的团队，且不吝惜将公司总部搬至美国。 　　柳对于大环境的独特洞见，是这次采访的基础。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声逐渐兴起于中国商界时，除了顺应潮流，每家企业都应思考自己在其中所应扮演的独特角色。对此，柳传志的评论可谓务实且直言不讳。他反复强调：企业做公益事业，会起一定的湿润社会空气的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作用。我觉得在改善社会方面，需要更好地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系统改革。甚至，即使明确表示联想没有功利目的，他仍不愿否定那些带有功利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 　　以下为访谈摘录。 　　 　　企业做公益可以湿润社会空气 　　 　　GE 触动你开始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的契机是什么？ 　　柳传志：2002年时，我在公司的全体党员会上讲过一次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中国过去平均主义的传统，我们很幸运的成了改革开放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空间，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成了改革中的成本。这就像我们上岸了，看见船要沉，一定要把后面没上岸的人拉上去。 　　而且联想自身也在变化。联想控股在2001年分拆之后就进入到以投资作为主要业务的阶段，这带来了两点变化：一是原来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现在联想控股是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有很多小股东，你做事情一定要得到小股东的同意，不能妨碍他们的利益。现在我们股东结构比较简单，就更有条件来做我们自己想为社会尽义务的事。二是随着这两年投资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眼看着越做越好，到了快要结出果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更有数一点。以前在制造业，是一个毛巾拧水的行业，确实对成本的控制是很严格的，现在资金方面逐渐也宽裕了一点。 　　19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香港过去也是一个各方面很不规范的地方，是汇丰银行先要求自己的员工身体力行，比如排队、不随地吐痰、穿西装等，在当时对香港整个社会都有带动作用。当时我们公司比较小，只能希望将来也能成为这样一个公司，就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影响社会。 　　另一件触动我的事情是，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我去联想在大亚湾的工厂参观员工宿舍，有个员工的床头贴了一张切-格瓦拉的画像。当时有一部关于格瓦拉的话剧，我没有去看那个戏，但听到的反直是演出时下面有一片叫好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以赞扬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为主的。当时我就意识到，在整个社会之中，其实是有不和谐因素的。 　　 　　GE　你批评那位员工了吗? 　　柳传志：也没有什么批评，但我回来在公司内部曾这样讲过：我们都是社会改革的受益者，听到的都是关于改革的满意的声音，甚至还嫌改革做得不够，但是忽视了在另外的一些方面，也有意见不同的人，比如说承担了社会改革成本的这些人，他们很值得同情。 　　 　　GE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现在前所未有的热闹，你怎么看? 　　柳传志：今天，中国社会到了一个更加需要协调的时候。在改革过程中，各样规章制度都还不是能够很自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还都不是很配套。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往前走，改革开放在往前走，但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同时需要不断的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像我常说的拧螺钉一样，也需要拧拧别的螺钉。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环境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以前的发展方式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的问题。还有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突现了出来。 　　其实致富者是有不同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