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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文文献 藏文是七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字体创造的。此后用之记载有关藏族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卷、文学、史传、天文历算、藏医以及因名学等。 藏文文献多属写本，见到最早的藏文刻本是明永乐九年(1411年)年刻本，文献价值极高。 敦煌石室中已有发现，多属写本。原西藏地区政府保存的约有三百万件之多，布达拉宫二十八间房子里存有两万多部经书。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有200万行）----口头流传 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罗斯、法国和英国国家图书馆进行合作，完成了17册中文版《俄藏敦煌文献》、34册《法藏敦煌文献》和6册《俄藏敦煌艺术品》， 古藏文文献---指西藏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公元9世纪后期，由于西藏动乱百年，经籍文书尽毁。8至9世纪的大约10000件藏文写本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 11世纪初封闭的藏经洞在1900年发现并开启之前，这批文献不为人们所知。 2．焉耆一龟兹文献 。 旧称“吐火罗文”，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蕃等地，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用的是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 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一高昌(今吐鲁蕃)一带，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因此，过去又有人分别称为“甲种吐火罗语”、“乙种吐火罗语”。 已发现的焉耆一龟兹文献-----宗教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也有剧本、诗歌、故事等。 《弥勒会见记剧本》长达二十七幕，用焉耆文写成，后被译成回鹘文。经学者研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古代剧本。此外，还有字书、公文、帐册、医术、占卜、历史语言等。对研究新疆地区历史颇多参考价值。 焉耆一龟兹文献，绝大部分藏于柏林、巴黎、圣彼德堡、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我国学者冯承钧的《吐火罗语考》、季羡林的《吐火罗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焉耆一龟兹文献研究贡献很大。 3．回鹘文献 新疆维吾尔族，在历史上称为回纥或回鹘。回鹘文渊源于粟特文，是古代维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的一种文字。元代用于木刻书中，一直使用到14、15世纪。 甘肃酒泉附近发现的木刻回鹘文《金刚明经》则刻于17世纪(康熙26年)。除回鹘文外，维族自公元7到15世纪还用突厥文、摩民文、婆罗米文以及粟特文、藏文、叙利亚文等不同古文字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文学、医学、天文学、语言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献。 从公元10世纪下半期起，所存的维族各种文献已为数不多了。 今存维族各种古文字文献： 历史文献，如《雀林碑》、《阙特勤碑》等铭文； 各种文契，如买卖奴隶、土地、借贷与遗产分配等； 文学作品----民歌、挽歌、赞美歌、宗教诗歌 宗教文献----佛教经典、摩民教教义、忏悔词等； 此外还有字书、历法、医学、占卜、文书、信札等。 4．西夏文献 《辽史》载，西夏赵德明时“制蕃书十二卷，又制文字……”。 重熙五年(1036年)赵元昊继承父位，命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其规模化“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正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作为国书，“教国人纪中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官杂学》为蕃语”， 至正五年(1345年)元朝建造的居庸关六体文（藏、梵、八思巴、维吾尔、汉、西夏六种文字）碑中有西夏文。1895年法国人德利亚地肯定之为“西夏国书”。 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族黑水城址盗掘一座古墓，劫走数以千计的各种文物资料。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德堡分所。1963年，苏联出版了这批文献的考定书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录文献405种，其中佛经占345种，世俗著作60种，这批世俗文献的主要内容十分广泛。 1919年罗福成研究出版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书籍》。 西夏文译释了汉、藏、回鹘文大量典籍和佛经。 英国、日本、俄国收藏的西夏文献相当可观。 5．契丹文献 辽太祖(872—926年)之时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 契丹文字分大、小两种，大字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五年(920年) 时创制；小字为太祖弟耶律迭刺所造，受回鹘文的影响，在改进大字的基础上创造的，称“小简字”，约成于公元925年前后。 两种文字并用于辽、金时代，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停用，在东北地区使用270多年。 《辽史》载，曾用契丹字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但皆已失传。 已发现的契丹文献资料，主要有墓志、摩崖与洞穴墨书以及镜、钱、印章等。 有辽太祖祖陵残碑，辽兴宗及仁懿皇后四哀册，故太师铭石记等 6．蒙文文献 蒙古文字是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1979年《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在国内六十家图书馆中，收藏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出版或抄写的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