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三省六部制形成的原因.doc

一、三省六部制形成的过程 所谓三省六部制，三省是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是指礼部、户部、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三省六部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的制度，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尚书，本是秦汉九卿之一的少府属下的一个小机构，主管收发和保管文书，到西汉武帝继位后，参用宦官为中书谒者，掌上书之职，武帝用其收纳章奏，到了西汉成帝时，建立了尚书台，执掌图书秘籍、章奏等事宜。到了东汉武帝时，尚书渐次超越收发文件的职能，扩大到“出纳王命，辅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2]至曹魏时，尚书台脱离了少府的机构，成为完全的独立机构。其长官成为皇帝之下的握有重权的最高长官，被称为宰相，仆射则相当于副相，尚书属下各曹则则成为主管全国事务的行政机构，西晋时尚书台则成为“朝政之本”，南朝刘宋时，孝武帝曾领召称：尚书，百官之元本，庶政之枢机。这就是隋唐三省中的尚书省之源流。 中书官名，起于西汉，初由宦官担任，汉武帝在后宫游宴时，使阉宦“典事尚书”，称为中书谒者，简称“中书”，署令和仆射；成帝时，废仆射，改中书谒者为中书者令，让世人担任 ，均属少府管辖。东汉时，不置中谒者令。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继位后，将原来的秘书令改为中书省，设中书监、令为其长官。因中书省接近皇帝，执掌机密，地位日渐显赫，逐渐取代尚书台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国家的机枢机构。如西晋时，荀彧由中书监迁尚书令，实则明升暗降，因此当时有人相贺时，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5]及至南朝，中书监、令成为清流美职，中书舍人地位渐高，往往全权负责中书监事。北周改中书为内史，隋承袭之，唐复设为中书省，此即为中书省之源流。 门下省的主官是侍中，侍中即侍于宫中。作为皇帝顾问机构的门下省，是由皇帝的文武侍从们中衍生出来的。在秦汉时期，侍中本无官署，是来往于殿内奏事的小官。东汉时设立侍中寺，成为正式的皇帝顾问处，门下组织雏形初具。曹魏代汉后，继承汉制，置侍中寺为定制，其长官为中和给事黄门侍郎，设侍中四人，侍中比二千石，第三品。入侍帷幄，出拥华盖，与皇帝亲近。给事黄门侍郎四员，秩六百石，第，五品，与侍中同掌奏文案，赞相威仪。西晋时改侍中寺为门下省，其下有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等。北朝后期，门下省地位渐重，故称侍中和给事黄门侍郎为“小宰相”。北齐时，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和管理进御等事，统领左右、尚食、尚药和殿中等局。刘宋时，从门下省分立集书省，以散骑常侍为长官，其下有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等。直到隋朝，才合并集书省于门下省。 对于三省六部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马端临所述极为精辟：“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及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尚书典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监有令，而亦不废尚书，然是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来，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体皆循此制。”[7]乃至隋唐，三省六部制已水到渠成。 总之，三省六部制取代三公九卿制，是古代中国国家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进步。这无疑有利于国家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分职，并立以及相互制约，使国家机器的运作更趋成熟，特别是尚书诸曹的设置与九卿的机构设置相比较，也更适合国家职能的行使与发挥。 二、三省六部制形成的原因 （一）三省职权按行政程序划分，一切政令由构思草诏（中书）、审核（门下）至执行（尚书），都经由三省处理。相制专政之弊三省六部制是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分权，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本质上来说只是分散了秦汉以来的宰相权利，加强皇权。以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格局都以此为借鉴。集思广益：三省长官共同协商政务，既可收集思广益之效，又可增加决策。中书省向政府提出建议，议好后便呈交皇帝检察。当皇帝认可时，便在其中写“可”，不同意则交回中书省。故此皇帝无提议权，只有赞同权。而皇帝签“可”后，交门下省审查，若门下省同意，才交尚书省执行。任何政令未经中书、门下而发出者均属违法。换句话说一切皇帝诏令，必经中书门下两省。此对君权有一定的平衡作用六部乃政府机关，而秦汉之九卿则是王室的，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证明，规模趋于完备。 三省分别掌管对诏令的制定、审核与执行，使原来独立的相权分属三个部门，结果往往造成相互掣肘、职责混淆，虽有政事堂之设以协调矛盾，然并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即如《资治通鉴·唐纪》所云：“每议政之际，是非蜂起，上不能决也。”唐代宰相又失之名称过多，重床叠屋。“唐世宰相，名称尤为不正”，除了中书令、侍中、尚书令等原三省长官外，后来尚书仆射、参议得失、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