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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年前敲响的警钟 ——评电影《黄克功案件》赵葆华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9日 ? 24 版） 　　当下中国电影一片红火，却又饱受诟病。过分倚重市场效应，以票房多寡论英雄，过分倚重娱乐效应，以娱乐片打天下，中国电影大有进入“小时代”“轻时代”和“娱乐狂欢时代”的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些对今天的文艺创作来说尤其重要。盛世需要娱乐之作，更需要黄钟大吕、警世警心之作。于12月4日首个国家宪法日公映的电影《黄克功案件》就颇有深意，为今天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黄克功案件》根据77年前延安的一个真实案件创作而成。1937年10月5日在延安，红军团长、抗大六大队大队长黄克功因求婚未成，杀死了陕北公学学生刘茜。案件惊动了延安上下，也引起了国统区的错愕和外国媒体的密切关注。大敌当前，世人在看，共产党及其建立的红色政权如何执法，如何对待年仅26岁却战功卓著的红军勇将黄克功？这是一个具有核裂变能量的题材。对题材的不同认识和处理，显示出创作者们艺术理想、艺术品格的高下。黄克功案件蕴含杀人案和桃色案元素，倘若落入另一类创作者手中，很有可能会尽情消费其娱乐性，炮制一场感官盛宴。电影《黄克功案件》的编剧王兴东和导演王放放没有走取悦市场、讨好院线、巴结观众的媚俗路线。擅长主旋律题材创作的编剧王兴东2005年发现黄克功案件这个题材后深受震撼，他查阅历史卷宗，遍访案件故地和有关档案馆、博物馆，当年便完成剧本创作，9年间又数易其稿，努力开掘题材的思想力量，逐步完善与题材相称的艺术架构。 　　近年，为数不少的主旋律题材作品公信力下降，因为创作者满足于题材本身的思想分量而忽略艺术表达。内容为王，内容固然重要，但艺术表达好不好，是观众看与不看的前提。《黄克功案件》无疑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但主创不采取惯常的艺术手段——宏大叙事、全景扫描和史诗气度，而是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做类型化处理。暗夜延河畔两声枪响引出故事，侦破、判案、生死悬念贯穿始终，叙述波澜起伏，结构充满张力。影片牢牢锁定并努力开掘题材所蕴含的焦点，那就是情与法、罪与罚、特权与公正，以此构筑全剧的核心冲突和叙事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塑造并展示人物的性格、情感和内心世界。 　　影片着力塑造的主人公雷经天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是黄克功案件的审判官。这个人物不像同类题材中的英模人物那样叱咤风云，他在审判一桩平凡的离婚案中出场。当原告和被告要求他一碗水端平时，他却语出惊人：“我要两碗水都端平！”这就是雷经天的性格底色。他接手的黄克功案件是延安时期的第一大案，以什么法来审理此案，不仅对于他，对于根据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都是新考验。毛泽东派人告诉他，不能依据重庆的国民政府法律来审理，延安要司法独立，而且要公开审判、阳光审判。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公审黄克功，雷经天始终处于法与情的冲突漩涡中。他不是一个冷面法官，他也有情有义，一方面面对无辜的死者和陕北公学要求严惩凶手的愤怒学生，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长黄克功及其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憎恨黄克功的罪过，但又深深为黄克功惋惜。他按照法理，将黄克功的申诉书转交给毛主席，他知道毛主席有赦免的权力。雷经天为依法审判此案，判决了自己三个“死刑”：一是人情死刑，拒绝了一切来为黄克功说情的战友；二是私情死刑，黄克功在长征时救过他的命，他将此情痛苦地压在心底；三是特殊条例的死刑，那是中央苏区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于革命有功的罪犯可以减刑。最终，顶着巨大的压力，雷经天带领审判庭独立公开地审判了黄克功。 　　《黄克功案件》明写雷经天，暗写毛泽东，通过对黄克功案的处理，表现了毛泽东的大情怀和大境界。毛泽东对黄克功同样有感情：黄克功同他一起上井冈山，是夫人贺子珍的江西同乡，长征中又为病中的贺子珍抬担架，同时黄克功更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将。但毛泽东痛恨革命队伍中居功自傲的人、用特权庇护自己的人、伤害人民的人。毛泽东坚持要雷经天公开审判，此中蕴含深意。剧中他对洛甫说：“这可不是审判一个黄克功，是全民、全国在审判我们延安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要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当收到黄克功请求戴罪上战场杀敌立功的上诉书时，他写了回信，并且要求雷经天在宣读判决书时当众宣读：“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雷经天宣读完毛泽东的信之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说罢，雷经天敲响了操场上的一口大钟…… 　　延安红色革命圣地用实际行动坚决反特权反腐败，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