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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熊猫与狄仁杰 摘要：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最近激起千层浪，而60年前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创作的探案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造就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国福尔摩斯”狄仁杰。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困难重重，而功夫、熊猫与狄仁杰这些源自中国的文化元素，却被西方作者推到全球瞩目的高度，并伴随作品引发巨大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本文研究此类西方“中国风”作品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并从接受学、美学、文化放送策略等角度探讨两者蕴含的共性，总结其中西异质文化交流成功实例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功夫熊猫2》；《大唐狄公案》；中国文化；文化传播 2011年5月底，好莱坞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席卷全球票房，同时引发国内关于西方作品运用中国文化元素的大讨论。抵制者认定该片“文化侵略”、“赚钱还洗脑”，支持者认为该片成功展现和传播中国文化。双方在客观上将中国文化如何传播的探讨推上舆论焦点，引发全民讨论。 60年前，西方人高罗佩创作由中国文化元素构成的探案系列小说《大唐狄公案》，使中国古代法官狄仁杰成为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视角来考察。②在中西异质文化交流困境下，先有60年前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后有如今好莱坞的《功夫熊猫2》，两部作品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传播效果。这类西方中国风作品，以“西方的作者，中式的元素，西方的灵魂，东方的载体”为共性，是中西异质文明交流极好的实践范本，正好提供一个弗朗索瓦·于连所谓“外在的不同视角”，带给我们文化交流传播启示。 本文以这两部作品为例，分析此类带有浓厚中国风的西方影视、小说作品对中国文化传播形成的事实影响，并从接受者本位、审美价值、传播策略等方面总结其获得成功的共性缘由，希望为中国文化传播早日走出困境提供借鉴。 一　作品流传中的中国文化传播影响 讨论作品承载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影响，需首先考察其问世前后，相关中国文化元素在受众中的知悉程度与流传情况，以及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被西方人推到世界浪尖之前，其处境和传播影响又如何? 狄仁杰在唐朝不仅官至宰辅，同时也是以断案著称的能吏。《旧唐书·狄仁杰列传》载：“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承载包公、施公、彭公等清官故事的公案侠义小说多产生于乾隆、嘉庆年间，并依赖评书、鼓词、戏曲等民间艺术演出形式流传，形象深入人心。然而对于狄仁杰这位具有相当价值的历史文化人物，却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才有为其量身定做的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问世，其刊行情况也不佳。资料显示，光绪年间清代主要书局刊印的传统公案、侠义小说版本数量已经较多，但是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都鲜有《武则天四大奇案》的身影。究其缘由，清代严苛的政治文化环境或许是最大的因素。顺治九年，清廷明发禁令：“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法律禁令对小说刊行构成巨大阻碍，而《武则天四大奇案》因以武则天影射慈禧，就更在禁刊之列，这也是作者隐名“不题撰人”原因。此外，该作品形式陈旧，和其他传统公案故事差异不大，尤其后半部转为政治题材而缺乏可读性，因而被众多公案小说淹没。由此可见，狄公题材作品即使在清代中后期也流传不广，其影响非常有限。 相比几乎同期的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热潮及火热程度，狄公案故事处境更显尴尬。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时务报》首先刊登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比日本首译柯南道尔作品还早三年，此后几乎各国所有流行的侦探小说都陆续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收入探案专集和单行本达30多种。两相对比，落差巨大。难怪荷兰高罗佩惊异中国人只崇尚西方舶来作品而冷落自己的瑰宝，并在由他翻译的《武则天四大奇案》前30回序言中说要“还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席之地”。而即使对高罗佩创作的中文本狄公小说，当时国内出版商也并无兴趣，高罗佩只好在伦敦先出版英文本《铜钟案》，并立即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 《大唐狄公案》在西方风靡几十年，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深受读者欢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伦敦大学著名中西比较文学学者赵毅衡先生在国外读到这部小说，立即撰文向中国读者介绍。文章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后来又被《人民日报》转载。由此，中国读者才开始关注这部由自己的历史文化名人出演主角并风行世界的探案佳作。到我国开始翻译出版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作品，距离1951年《迷宫案》被译为日文在东京出版已经整整晚了三十年。 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在国内出版后就再版不断，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胜于传统中国公案小说，被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引起海内外华人收视狂潮。有关狄仁杰的电视剧超过200集，成为中国最长寿的探案题材之一。另外，狄仁杰的题材也屡次被拍成电影，其中2010年由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