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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例分析;主要内容;圆明园“防渗工程”;“一布一膜”防渗材料;圆明园“防渗工程” ; 2005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张正春走进圆明园。这位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专门从事生态学和中国古典园林研究的学者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到处是白花花的塑料，简直惨不忍睹！”他事后向记者描述所见情景，痛心疾首。 　 张正春看到的景象，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参观的游客陆续见证了这项规模浩大的整治工程：几乎所有的湖面都被排干，湖底铺上了防渗塑料膜。不解的游客向施工人员打听，听到的解释是：“这样水就不往地下渗了，节约水啊。” 　 在张正春眼里，这项防渗工程是圆明园的一场灾难。在已被平整过等待铺防渗膜的湖底，他看见一些芦苇的残根，这让他想到“连根铲除”。几乎不用多想，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张正春就意识到：这是一次毁灭性的生态灾难和文物破坏。 　 生态灾难是指这项工程将彻底改变圆明园固有的水系结构，把与地下水系相通的“活水”变成“死水”，导致水环境的急剧恶化，甚至产生大量甲烷类有毒气体，并连带破坏由水生微生物、动植物和岸上园林植物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完整生态系统。 　 文物破坏是指这样的举措将摧毁圆明园的美学景观，使“宛若天成”的古典园林神韵变成“假山假水”的匠人败笔，使圆明园的历史文化价值消退。 　; 民间环保组织“地球纵观”负责人、环境工程学博士李皓在接到张正春的告知后，很快也去了一趟圆明园。她在工地上碰到一个看样子是工头的人，背着手，正在环顾自己队伍的“战绩”。李皓上前请教湖底铺膜的根据，那人反问她：“北京缺水你不知道啊！”随后夸耀道：“你‘五一’来看吧，景观全出来了。有水、有船、有荷花。不铺这个，都漏掉了，到时候怎么走船？” 李皓告诉记者：“我当时就明白了，他们是为了保持行船水位。”她说，几年前北京市整治一些河道，在河底做了水泥防渗，目的就是为了行船。一些职能单位在游船业务中占有股份。 　 当时，包括李皓在内的一批环保人士呼吁，警惕河道硬化带来的危害，但他们的主张未被采纳。整治工程完工后，很快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水体发臭。“尽管事后水利部门在沿岸搞了一些生态设计，但总不能把河底铺好的水泥再挖开吧。”说起此事，李皓依然心存遗憾。 　 调查中，李皓向那个工头询问了一些技术细节。得知，为了种植水生植物，铺好的防渗膜上要填50厘米的土。在她看来，这样的设计是不现实的，由于水压的作用，这层泥土将大打折扣，“最多只有20厘米，显然是不够的”。 她问工头：“你们这样施工，经过鉴定了吗？”工头回答：“没有。北京植物园就是这么做的，也挺好。”从生态设计的角度，北京植物园的水系和圆明园的原生态水系并没有可比性。 　 　; 考察中，李皓发现圆明园的整治工程并非只是在湖底铺防渗膜这么简单，而是整体性的改造。这种改造完全没有遵循生态规律，不仅如此，还彻底毁掉了圆明园原有的生态优势。她指着自己在现场拍摄的照片说：“古人设计的这种乱石参差的岸体，其实是很精彩的，不仅美观，还扩大了岸体的面积，提供了很多缝隙，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鱼类的产卵、水生植物根系的生长。现在倒好，全给填平了，缝隙全封上了，还封得滴水不漏。” 一路走过，李皓看见不少古树根部的卵石被什么东西胶结起来、某些路段铺设了地灯、绿地种植的是以费水而出名的进口草皮……这些现象让这位专攻环境工程的女士感到震惊。回来后，她马上上网查询，却没有找到任何相关信息的公布，于是她的震惊转化成了愤怒：“原来他们一直在悄悄地干！” 圆明园管理处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宣传资料上写着：自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在市、区政府的领导下，在专家的关心指导下，修桥铺路、挖湖堆山，如今圆明园遗址公园开放区内遗址已基本得到清整保护……在21世纪伊始，《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并开始实施，圆明园的大规模遗址保护建设正在进行……” 　 “建设”和“保护”常常不是一回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博士告诉记者，早在两年前圆明园管理处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就“不客气”地指出即将上马的整治工程是有问题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善待圆明园遗址”。遗憾的是，那次会议上包括国家文物局领导、建筑大师梁思成之子梁从诫以及俞孔坚本人在内的众多专家的“关心指导”并未真正引起管理处的重视。 　; 俞孔坚认为，善待圆明园是基于对圆明园价值的正确认识。一是圆明园的价值在于遗址的价值，大肆砍伐灌木、修葺山水重新造园，从方向上就错了。“你一动，遗址的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整治，实际上是对圆明园的第二次毁坏！”俞孔坚的话掷地有声。二是圆明园的价值在于生态的价值，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群落，从空间格局上说，是从西山到北京市区的生态走廊。 　 俞孔坚表示：“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的价值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