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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开橙子的膜瓣 　　英国当代作家安东尼?伯吉斯(1917-1993)的《发条橙》(1962)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实验小说的代表作之一。1971年，《发条橙》被美国著名导演斯坦利?库比力克搬上银幕后，虽因其大量的暴力镜头和过激的思想内容而在世界各地屡屡遭禁，但终以其出色的电影语言和源于小说文本的深刻内涵而为世人所知。 　　亚历克斯是《发条橙》中的主人公，在作品中，他是一个在特定情境中干尽坏事，自己也因之受尽折磨，终于改邪归正，但又在不经意间覆正为邪的小流氓形象。在作者的虚构中，亚历克斯是一个有点特殊的小流氓，因为他不但酷爱高雅的古典音乐，还喜欢思考，在某个层面上能够洞察社会人生的黑暗本质，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底蕴，而其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更是令人深思。笔者认为，在这个概念小说虚构的艺术形象上，负载着作者对于社会、人性以及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邪恶的儿子无道的父亲(《发条橙》的社会批判维度)15岁的亚历克斯无恶不作：打架斗殴、飚车压人、抢劫、强奸甚至杀人……。然而这触目惊心的一切，在儿子案发之前，父母却似乎没有多少察觉。他们对于儿子的深夜方归不闻不问，以为儿子是在做一份“额外的工作”。对于儿子的管教，也只限于请一位社会工作人员去与儿子谈谈话。可以看出，亚历克斯的恶行恶德的泛滥无疑与家庭的管教不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后来，当亚历克斯经过路德维克疗法的“成功”治疗而获释回家时，刚刚从报纸上得知实情的父母却在权衡利益得失之后，将亟需亲情温暖与家庭帮助的儿子推出门外，这是做父母的又一次失职。 　　最后，被逼跳楼自杀却幸免于难，意外恢复了原来精神状态的亚历克斯，竟被“痛改前非”的父母不由分说地要接回家中，彻底接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亚历克斯的家庭中，其家长堪称无道――不称职的。 　　主人公的家庭是如此，我们不妨再看看其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背景：作者将主人公设定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大多数地球人移居到月球上的定居点，剩下的人生活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是邪恶的――是非难分，黑白颠倒：亚历克斯之类的小流氓肆无忌惮、横冲直撞；大量的老年人衣食无着，沦为乞丐；好人受欺，坏人得意。虽然亚历克斯终于被起了反心的伙伴设计送入监狱，似乎是坏人得到了其应有的惩罚，但是情况却不容乐观…… 　　且看社会这个大父亲是如何“管教”亚历克斯这个不肖子的：在监狱里，亚历克斯的名字被一长串的阿拉伯数码所取代，犯人在狱卒的眼中只不过是一串数字的具体化，不具有自由活动和表述的权利，因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在狱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往来只限于简单的是或非、有或无的提问与回答。囚犯任何流露个人情感、思想的言行都会被严令禁止。而看似温和的路德维克疗法，更是将人物化到一个极致：它利用人生理条件反射来达到去除人作恶意志的目的，使人变成一个只能与善为伍的单向度的人。这种做法，正如狱中牧师所质疑的：“问题是这种新技术是否真能使人向善。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是选择出来的事物。当人不会选择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人了。”盛宁先生更是点明：橙子的英文单词是orange，而在作者伯吉斯所精通的马来语中，orang指称的是“人猿”，几近于人。由是，“发条橙”这一冰冷的机械装置与鲜活的有机体相结合的诡俑意象显然是指被完全操控了的、丧失了人之为人本质的异化了的人。而速成“发条橙”的路德维克疗法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通过一定的手段，达到了控制人的精神与意志的目的，这种洗脑的后果是不难推知的：首先是身陷复杂社会中被洗脑者的生存危机(亚历克斯出狱后的一系列遭遇就是一个明证)，更严重的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极有可能会出现的社会危机： “一个社会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有意识地用非人化的方式来利用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有效启动了一个最终将社会所有成员牵涉在内的程序。”可见，路德维克疗法是一个隐喻，喻示着极权社会对个体的完全控制，其后果无疑是十分可怕的。 　　这样看来，处于无道父亲掌控之下的邪恶小子亚历克斯的未来实在是令人悬心。如斯状况之下的人类的未来亦令人忧心忡忡――安东尼?伯吉斯在文本中设置的极端可能性随时都有可能化为现实。如奥斯威尔《一九八四》、郝胥黎《美丽新世界》一样，《发条橙》中的某些场景离我们曾经和未来的日子并不遥远。 　　人性的阴火(《发条橙》的人学内涵)虽然《发条橙》中不乏良善之辈，但其浓墨重彩加以铺张的却是人性之恶。亚利克斯与其同伙的种种作为令人发指：他们毫无缘由的残害他人，只为了自己取乐；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却毫无愧疚。于是，无辜者的痛苦、流血甚至死亡常常成了他们肆意寻乐行为后面拖曳着的一条黑色的尾巴。许多人平静、幸福的生活就在这一帮魔鬼的爪牙之下化为了泡影。 　　帮派之间也时常发生火并。匕首加棍棒伴随着贝多芬音乐中所蕴含的狂暴自由意志肆虐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