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形象看“十七年”河北省京剧现代戏创作.docVIP

从工人形象看“十七年”河北省京剧现代戏创作 　　和全国情况相似，经过建国初期的准备，“十七年”河北京剧现代戏的创作主要集中在1957年后，从1958年戏剧“大跃进”开始正式进入创作热潮期，到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和1965年华北五省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京剧现代戏的创作达到了顶峰，涌现了不少精品，如《节振国》（线连合版为1958年；唐山市京剧团集体创作，于英执笔版为1964年）《八一风暴》（1963年）《六号门》（天津京剧团，1965年根据1951年同名话剧改编）等都具有良好的艺术感染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京剧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工人形象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京剧现代戏的突出成就，《节振国》和《六号门》便是凭借对工人形象的朴实塑造，被评价为“这时期真实反映旧中国工人生活的最好的戏曲作品”①。本文拟从这两剧工人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观照“十七年”间河北省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得失。 　　一、得：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当凡人成为英雄 　　戏曲现代戏是新中国全面戏改工作发展的必然成果。用传统戏曲表现现实生活，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对接，是戏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事实上，传统戏和现代生活并非天然合拍，传统戏曲的程式、节奏以及叙事结构都和现代生活有着或多或少的相背。传统戏曲创作中讲究故事情节的曲折和人物命运的传奇，而现代戏剧创作更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现代性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凸显。京剧《节振国》和《六号门》在当时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便在于其作为京剧现代戏，成功塑造了工人形象，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顺利对接。 　　1.工人形象的英雄召唤作用 　　几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英雄情结，这种英雄情结的内涵和表现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和时代特色。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逐渐凸现人民革命的特点，毛泽东曾在《论持久战》中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强调，使得英雄主义情结表现出一种民粹主义的特点。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庶民胜利”一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民粹主义在中国走过了一条从信念到精神，从路径到策略的漫漫长途。”②正是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想的变迁中，带有民粹主义意味的英雄主义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推崇，因为其能最大限度地感染、鼓舞和引领群众去建设新中国，而不是将群众聚于麾下实现自身对权力的独享，这对于建设中的新中国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于是，从《文艺报》1952年第9期开始“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到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强调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塑造新英雄人物形象，再到1958年英雄人物塑造“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可以看出，中国文艺界在作品中成功塑造社会主义人民英雄的心情越来越迫切。 　　对当时戏曲艺术来说，工人形象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的，而英雄自身先天的传奇性和传统戏曲的审美理念不谋而合。于是，塑造工人身份的社会主义英雄可以实现传统和现代一定程度上的对接。当然，社会主义人民英雄同时具有民粹主义和英雄主义特点，而这两者又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应该说，京剧《节振国》和《六号门》的创作对于二者内涵的异质同质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英雄原本就会对人类的行为、精神等方面形成激励，工人身份的人民英雄因为就在民众“身边”，更是可以形成对民众的召唤作用，同时，还和国家话语形成了很好的呼应。 　　《节振国》和《六号门》中塑造的党领导下的工人领袖，分别代表了两类人民英雄：一类以节振国为代表，一上场便具有传奇性的英雄气质；一类以胡二为代表，只是最普通的穷苦工人，跟随党的足迹最终成长为英雄意味的工人领袖。两类英雄都因其人民性呈现出强烈的召唤作用。 　　抗日英雄节振国是河北省唐山市赵各庄矿的一名普通工人，其在1938年开滦煤矿抗日大罢工斗争中手持大刀砍杀鬼子的故事在群众中广为传颂，曾受到毛泽东的关注和赞扬，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1958年，唐山市赵各庄矿工人线连合根据亲身经历及史实和传说，创作了反映开滦赵各庄煤矿工人抗日斗争的现代京剧《节振国》（后和唐山市京剧团一起多次修改，1964年演出的则为于英执笔的版本）。 　　节振国和解放前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样，地位低下，出身穷苦，甚至想要卖掉最心爱的宝剑度过生存危机，这在一方面体现出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更可以对像节振国一样的劳苦大众起到强大的呼唤、召引和吸纳作用。何况身处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每一位民众心中都有一团英雄主义的火焰。看到节振国这样一位普通的煤矿工人，在党的引领下，最后成为了一位万众瞩目的民族英雄，还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相信每一团燃烧的英雄主义火焰都至少会得到瞬间的勃发：节振国和我是一样的人，他能够成为这样激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