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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旋律”到“主流” 　　摘要：该文以中国主旋律电影朝主流电影发展这一现象作为切入点，把中国主旋律电影放置在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大历史背景中，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加入WTO、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为分界线把中国主旋律电影二十年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1987――1992）（1993――2001）（2002――2007），从创作方面深入剖析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状况。以《焦裕禄》《黄河绝恋》《集结号》三部影片为代表了解中国主旋律电影商业/类型化创作的发展，在了解中国主旋律电影发展的同时探询中国主旋律电影朝主流电影发展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必然性。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创作；新主流电影 　　 　　近几年来以《云水谣》《集结号》《东京审判》《建国大业》为代表的一系列主旋律影片，被媒体、业界频频称为“主流大片”，从“主旋律”到“主流”这一提法的变化，在业界也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2009年1月《当代电影》推出了一系列对于主旋律电影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分析，如《从主旋律电影到主流电影》(宋业明)等学术文章。也有不少人惊呼“主旋律电影”这一名词即将成为历史，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将会被历史淘汰。其实这一现象正是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伴随着电影产业化改革也在对自身进行着艰难的调适，在笔者看来这一现象并不代表主旋律电影将被历史淘汰。反倒是主旋律电影为了适应电影产业改革，不断扩大着自身的内涵和外延，以求更为良好的适应市场的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竞争实力。应该说这二十年来我们正在建立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 　　1987――1992：“主旋律”电影的产生及发展 　　1987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局首次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转瞬之间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尽管对主旋律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但从概念的提出、相关类型的发展看，却有它内在的一贯性。 　　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1987年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年，可以视为“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分界线和分水岭。电影创作先是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众声喧哗”的时期，表现为娱乐片数量不断增加。“1988年，娱乐片的产量占到了年度国产影片的60%以上；1989年，娱乐片生产近百部，约为年产量的70%。”①面对这种的局面，主流意识形态很快就借助于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强化了对电影整合的力度。 　　早期主旋律电影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是以本世纪中国共产党政治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素材的“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发展。198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拍摄的《巍巍昆仑》《彭大将军》，199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先后推出的《大决战》（1991），李前宽、肖桂云执导的《开国大典》（1990），丁荫楠的《周恩来》（1991）等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文献故事片采用了全知、全局式的非限制性客观视点，隐蔽了那种包含明显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主观虚构立场。将影像化的历史讲解为实在的历史，使这些作品具有了一种历史文献感。这些影片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修改、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影类型。 　　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拍摄了大量被称为“好人好事”的以共产党干部和社会公益人物为题材的影片，这些影片大多以各种被评选和报道的“英雄”“模范人物”为原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焦裕禄》，该片用纪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位“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具有无产阶级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思想情操的共产党人形象和他那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这部影片将政治伦理化和泛情策略有机的缝合在一起，并没有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全知全能的英雄，也没有超凡脱俗的智能，过去那种“高大全”的英雄塑造模式被平凡化、平民化了，这部影片用低调方式为影片的意识形态高潮进行铺垫，意识形态主题被注入了伦理感情，共产党干部、劳动模范的性格、动作、命运和行动的环境、及其所得到的社会评价以及影片叙事的情节、节奏和高潮都以伦理感情为中心而被感情化。以《焦裕禄》为代表的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己、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教育，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已经有了初步的类型化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无意识的尝试，在受到市场和观众的肯定之后，类型化的叙事模式与主旋律精神相结合的方式开始被创作者逐渐认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政府整合力度的加大，这一时期的主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