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对〔误译）的诠释及在教学中的应用.docVIP

解构主义对“误译”的诠释及在教学中的应用 陈国兴 （山东轻工业学院外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引言 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源语文本的时间性、开放性，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种种差异，及这种差异引起的源语文化的移植和接受、目的语文化的传承和接受问题，学界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法及译品质量的高低存在较大的争议，经常出现“直译”、“意译”；“异化式翻译”，“归化式翻译”；“硬译”；“误译”；甚至“胡译”、“滥译”、“乱译”的现象。我国著名学者谢天振在他的《译介学》中指出误译是翻译作品中的普遍现象，“对从事翻译实践和一部分从事外语教学的人来说，误译是他们的大敌，他们孜孜以求，竭力想减少甚至消灭误译。但对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如果撇除因不负责任的滥译而造成的翻译错误，那么误译倒是很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的。因为在误译中特别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反映了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传播中的误解与误释”（谢天振，1999：194-195）。由此来看，翻译作品种的确存在着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疏忽大意造成的误译和叛逆式或创造性的误译两种情况。本文试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出发，对误译的这两种情况进行一些诠释。 德里达的结构主义理论简介 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法国。从社会背景看，解构思潮与当时法国及欧美各地的学生运动有直接关系。“五月风暴”虽然失败了，但是由于政府冰冷的态度，青年学生对国家机器的权威性和绝对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虽未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结构，但转向颠覆秩序、结构和现存语言体系。从哲学思潮来看，自从尼采提出的“上帝死了”，西方一直涌动着一股颠覆秩序、怀疑权威、否定理性的思潮，德里达深受尼采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他的《白色的神话》和《马刺：尼采文体论》两本书清晰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1966年，德里达来到美国耶鲁大学，他的解构主义思想得以在美国广泛传播，不少年轻的学者深受他的影响，耶鲁大学的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德曼等人接受了解构主义理论，并尝试应用到批评实践当中，他们被称之为解构主义的“耶鲁学派”（朱立元，1997）。 解构主义首先攻击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意义不存在于语言之内，而存在于语言之先。解构主义则认为，意义不在语言之先，而且意义是流动的和易变的，不可能存在一个终极不变的意义。对意义的追索不过是符号转换的“异延”（différance）而已。这个德里达杜撰的词汇被规定了两个含义：一是差异或区分；二是延期或推迟。它一方面用以解释语言的任何一个成分都与文本中的其他成分相关，但彼此有别。“异延”作为符号的本性说明：那种中心性的符号意义丧失了其根本的、终极的本源；意义从它无数可供选择的意义差异中产生。“异延”概念一扫语言符号阐释的终极性、权威性，认为意义永远处于运动之中，从而颠覆了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其次解构主义推翻了认为说话优于书写的“语言中心论”。德里达认为说话和书写无中心和隶属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互补关系。他否认阅读的目的是通过文字看文字背后的真理，坚持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传统的阅读心理总是力图通过文字把握文本的所谓的中心意义，竭力使自己的理解和文本的原意一致。解构主义把阅读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字游戏”，读者参与文字游戏的目的就是要充分释放出语言本身的内在解构能量，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话语因素的单纯解码活动，其中体现了一种求异的思维倾向，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增殖、撒播等，实际上解构主义的阅读就是“误读”。“误读”旨在不断打破旧的阐释方法，代之以新的方法，不断地扩大文本的阐释空间，促进文本原意最大值的实现；另外一方面，还最大限度地解放了读者，发挥了读者的主体性，强调了阅读的创造性、叛逆性。 解构主义对“误译”的诠释 就翻译而言，德里达认为源语文本信息和编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语的不同表达形式和相互联系。翻译的目的是保护这些形式的差异，而忽视源语文本的内容（中心）。翻译不存在固定的同一的意义，它提供游戏空间，延伸边界，为差异提供新的道路。译者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文本，创造不同于源语文本又不同于他人目的语文本的文本。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创造，源语文本的价值才能不断被挖掘出来，源语文本的生命才能延续得更久远（刘军平，1997）。换言之，一切翻译活动都是“误译”，即一种叛逆式的、创造性的翻译。 按照福科话语权理论，权利与知识总是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因此知识并非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以所谓“真理”或“标准”包装起来，从而掩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因而所谓误译，往往是由权利或权威机构的主观意志强加的。针对文本阐释中的权力意志，耶鲁批评派的哈罗德·布鲁姆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著名理论。该理论主要是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