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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董健先生对戏曲的形式歧 　　摘 要：中国戏曲受五四以来文化激进派的理论压迫是十分沉重的。最近20来年，延续这种理论压迫，最有代表性的要推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了。在他参与主编的两本大作中，对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及其艺术成就、存在问题，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和总结。可以说，董先生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积极而又勇敢的推进者。但他的戏剧现代化理论是有缺陷的。他所勾画的中国戏剧从古代到现代的“链条”中，整个中国戏曲都是古典戏剧，一进入近现代，戏曲就在这根“链条”上断裂了，只有话剧才是现代戏剧。划分古典与现代的依据：看戏剧形式是否属于“乐”本位。他也承认20世纪中国戏剧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但他给戏曲的出路只是作为“文化遗产”而存在，作为现代戏剧的“重要资源”而存在，戏曲由于是“乐”本位，不能“活”在现代文化中。我把董先生对戏曲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意义及其成就的消极态度，称之为“形式歧视”。而且，这种形式歧视由来已久，其深层原因就是把艺术原则与生活原则等同了起来。 　　关键词:中国戏曲；文化激进派；董健；形式歧视；启蒙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On Mr. DONG Jians Form Discrimination of the Xiqu Opera 　　GONG He-de 　　 　　中国戏曲受五四以来文化激进派的理论压迫是十分沉重的。最近20来年，延续这种理论压迫，最有代表性的要推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了。 　　董健先生在他参与主编的两本大作中，对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及其艺术成就、存在问题，有相当出色的描述和总结。可以说，董先生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积极而又勇敢的推进者。但他的戏剧现代化理论是有缺陷的。他所勾画的中国戏剧从古代到现代的“链条”中，整个中国戏曲都是古典戏剧，一进入近现代，戏曲就在这根“链条”上断裂了，只有话剧才是现代戏剧。划分古典与现代的依据：看戏剧形式是否属于“乐”本位。他也承认20世纪中国戏剧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但他给戏曲的出路只是作为“文化遗产”而存在，作为现代戏剧的“重要资源”而存在，戏曲由于是“乐”本位，不能“活”在现代文化中。我把董先生对戏曲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意义及其成就的消极态度，称之为“形式歧视”。 　　他这种形式歧视由来已久。请看他20年前发表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的《绪论》，对“中国戏剧向现代性的转变”有四点概括，其第四点“艺术表现形态上的变化”是：“接受西方戏剧美学的影响，以更适于表现现代日常生活的写实手法取代旧戏中虚拟性和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以接近生活本来面貌的对话和动作取代旧戏的‘唱、念、做、打’，也就是说，以散文化的话剧取代诗、词、曲溶为一体的古典戏曲。”这完全是用话剧（写实派话剧）的标准来限定戏剧现代性的形式特征，同时也把“乐”本位的戏曲之不能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具体化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式歧视呢？有个深层原因是董健先生把艺术原则与生活原则等同了起来。他在《20世纪中国戏剧：脸谱的消解与重构》中说，戏曲有脸谱，这是“巫”留给戏曲的最强有力的文化遗传基因，就是“做假”。所以在戏曲舞台上“看不到自然本真的人，听不到自然本真的语言，更无法观照活生生的自然本真的生活”，代表了“非人化”、“反自然”、“反真实”的倾向。它的危害性，会影响一个民族，“大家都带着脸谱/面具来行动，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原来现实生活中的虚伪，根源于戏曲高度“做假”，戏曲岂非罪莫大焉！事实上，戏剧艺术不管是勾脸谱、戴面具，还是以“自然本真”的脸蛋儿与观众见面，都是“做假”。抽掉假定性这个前提，戏剧艺术根本不能存在。建立在假定性基础上的戏剧形式，会同生活本来面貌有许多的不同，这才构成戏剧形式的多元化。戏剧艺术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并不是以其艺术形式与生活本来面貌之间的形式距离为转移的。如果以消除这种形式距离作为衡量艺术真实性的尺度，那么，除了写实主义话剧之外，还会有其他戏剧形式吗？董先生激烈反对现代戏剧中由政治实用主义所带来的脸谱主义，是可以理解和赞同的，又何必祸及有脸谱的戏曲呢？难道不用脸谱的话剧就没有脸谱主义了吗？ 　　董健先生对戏曲的形式歧视，从历史根源上来说，是继承五四启蒙精神的同时，也继承了当时流行的“进化论”，把19世纪末出现的写实派话剧当成了戏剧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把“乐”本位的中国戏曲看作戏剧的低级阶段，用阶段论否定多元论。戏曲若要实现现代转型，只有“散文化、生活化、写实化”。这就是彻彻底底地从形式歧视走向形式消解。 　　但董健先生的理论并非铁板一块，他对京剧《曹操与杨修》是肯定的，称赞为“代表着田汉道路的新胜利”。“田汉道路”者即赋予“在文学性上渐趋贫困化的京剧以表现现代意识的文学生命”。就是说，京剧有了新的文学生命也可以表现现代意识，也可以成为现代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