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docVIP

　　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 　对于有清一代色情业的 发展 ，在以革命史观为主导的近代 社会 史 研究 中是一个不甚深入的 问题 。一般而言，人们多从道德评价的层面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批判，而很少注意到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 历史 必然性和合理性。[1]同时，晚清政府对娼妓的管理体现出的历史进步性也少有学者提及。因此，笔者利用近年发现的若干史料，对这一问题略做 分析 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清代前期的色情业状况 　　西方学界有娼妓的产生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早期色情业研究著作中，王书奴所著的《 中国 娼妓史》也移植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将这一时期称为巫娼 时代 。[2]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认为，以卖淫为职业的妓女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 经济 的发展、私有制社会建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认为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是在人类社会出现雇佣劳动之后，并且是它的必然伴侣。 　　中国最早的官营色情业之起源通常认为是在春秋战国的齐桓公时代，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资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3]这在当时就招致过反对，《战国策·东周策》中说，在齐桓公宫中有女市七、女闾七百，因为国人非之，管仲还不得不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但从此之后，官营色情业几乎历代不绝，私营的色情业更是蓬勃兴起，在特定时代，召妓、狎妓更成为文人雅集、唱和之际不可缺少的助兴之事。中国文学因而与青楼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清承明制，清初也有官妓存在。清初的 政治 ，按照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较明代中叶以下犹算差胜。应该说，其立国之初，统治阶级还是能够励精图治的，对晚明以来社会不良风习所造成的危害警惕性很高。所以在推行其少数民族所固有的文化观念--如要求汉人变异发制、服制--的同时，也将流行的社会陋习厉行改良，如禁止缠足等。盗贼、赌博、打架和娼妓更被列为社会之四恶而进行严惩，乾隆即位便发布上谕称：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4]对于色情业，政府在制度和 法律 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并且最后达到了取消官妓的目标。在顺治16年（1659年），清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太监代之，北京的官妓消灭。到康熙12年（1673年）后，各省的官妓也不再存在。雍正7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各地的乐户也都除籍为民。清初的法律还对嫖娼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对文武官吏有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也坐此律，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作同样处理；监生生员挟妓者发为民，各治应得之罪；书吏有犯者则比照官吏挟妓饮酒律，杖六十、革役。另外，清初也对经营色情业者进行打击：伙众开窑为首照光棍例(光棍意为无赖-笔者注)斩决，为从则发往塞外黑龙江等处与人为奴。对相关人员的处罚也是比较重的，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容留之邻右笞八十，房屋入官。[5] 　　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嫖宿娼妓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些清人的笔记都反映出此点。如《燕台评春录》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还有记载是：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京华春梦录》也记：清光绪中叶，斯时歌郎像姑之风甚炽，朝士大夫均以挟妓为耻。[6]这表明由于禁娼法律的压力，一些买春者的性取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由妓女向男色转变，所以一时北京的相公堂子成为权贵、富豪趋之若骛的游乐场所。 　　不过，私娼却是无法也不可能禁止的。官方对嫖娼的处罚仅限于政府官员和有相当身份者，对普通人并无特别的措施。而且，随着时势变迁和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一些官员公开与娼妓来往亦无人干涉，甚至被同僚目为风雅。年少得志，24岁就高中进士，却爱好在青楼冶游的袁才子枚即是一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乾隆晚年，娼妓至少在江南地方就很兴盛了。乾隆49年（1784年），有名为珠泉居士者写作《续板桥杂记》，书中叙述了南京妓女之盛。过了三年，这位文人又写作了一本叫《雪鸿小记》的书，讲述了扬州妓女的情况。嘉庆初年，有西溪山人作《吴门画舫录》，描写过苏州妓女的若干情形。此时，不少名妓已开始涌现，如乾隆末年，秦淮名姝首推二汤、赵小如、董三、许寿子、朱大等为秦淮名妓。[7]二、晚清色情业的迅猛 发展 　　晚清时期，色情业更是迅猛发展。就首善之区北京而言，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8]太平天国运动后，中西文化交汇的上海成为了 中国 色情业的中心，妓院和娼妓数量都为全国之冠。民国时人胡怀琛在《沪娼 研究 书目提要》一文中所记有关于上海娼妓的书籍，从同治年间《沪游脞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