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docVIP

　　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 　“盛世”乃一古词，如今不知哪位文人匠心独运，古词新用，遂风靡一时。最有资格对“盛世”一词作出权威性诠释者，当然是史学界。然而史学界却又有人高擎出“盛世修史”的大旗，甚至将所谓“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也当作优秀传统、时新发明，欲今人发扬光大。所谓“宰相监修国史”，其基本点无非是仰承当政者的鼻息，恣意篡改 历史 。南宋秦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阔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1]秦桧和养子秦熺等编纂的当代史，“多所舛误”，[2]“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3]这是“宰相监修国史”的一件代表作。再如清朝修《明史》，竟将清朝祖宗曾经臣属于明朝的史实，随意涂抹干净，这又是篡改历史的实例。纵然有苏秦和张仪的诡辩之才，只怕也难于将“宰相监修国史”的古史学糟粕，说成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吧。 　　事已至此，“盛世”一词，已不可不辨。古书上使用诸如治世、乱世、盛世、衰世之类词汇颇多。如《吕氏春秋·仲冬纪》说：“忠于治世易，忠于浊世难。”同书《先识览》说：“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荀子·大略》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是以古时义利之辨为标准的。《周易·系辞下》则用“衰世”一词。《后汉书》卷82《崔骃传》引其赋说：“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又说：“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同书卷110《杜笃传》载杜笃《论都赋》说：“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但对“盛世”一词都无解释。 　　古人对盛世的内涵没有作出全面的、规范性的诠释，有成百上千的浮词，例如臣僚们自称“叨居盛世”之类，也有许多人的议论，偏重于某些弊病非盛世所当有。如究其规范，盛世大致可有四条标准：一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乐业；三是 社会 犯罪率低；四是容纳和欢迎直言。这四条标准当然是互相关连，互为因果的。 　　一、在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中，要贪官污吏完全绝迹，是不可能的。但在 中国 古代很少见的盛世中，确是吏治清明，贪官污吏为数甚少。这个简单的道理，古人是早已了解的。马周上奏唐太宗说：“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唐太宗也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4]可见贞观盛世亦并非没有贪官，只是为数很少，能及时处置，没有给百姓造成大的祸害，这在古代已是十分不易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宋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孙何奏：　　“分百里之封，或目不知书，或心惟黩货，属当盛世，尤宜厘革。” 《历代名臣奏议》卷313南宋晚期高斯得奏： 　　“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桓，盖避宋钦宗名讳而改写）、灵污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 明朝《名臣 经济 录》卷26谢铎《维持风教疏》说： 　　“近年以来，大开捷径，如纳马纳粟之徒，皆谓其有资国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况今日之纳马纳粟，即他日之鬻爵卖官，此等风声，岂盛世所宜有哉？” 《钦定明臣奏议》卷24周怡《劾严嵩疏》说： 　　“又如樊继祖附势媚灶，恶迹秽状，罄竹难书。筑城之役，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通同，烧无数砖，冒破得银巨万，不数月而冒破无存，丧师偾军，仍以为利，此诚盛世之贼！” 清《御览经史讲义》卷28说： 　　“守令皆贤，则天下咸理矣。盛世不借才而治，天下何患无人，顾用之何如耳。” 　　以上言论都旨在从反面说明，如果贪浊之风炽盛，就决不可能有所谓盛世。人们常说政通人和，官清民安，贪官污吏甚众，政既不通，又何以得人和，何以得民安？ 　　二、百姓安居乐业，民安邦固，作为盛世的标尺，也同样是古人的共识。明朝 政治 家张居正说，“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5]“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6]《宋书》卷2《武帝纪》引刘裕上表： 　　“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无迁业。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于是为弊。” 《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翁彦国《上徽宗乞今后非有大勲业者不赐第》说： 　　“臣闻蒙赐之家，则必宛转计会，踏逐官屋，以空闲为名，或请酬价，兑买百姓物业，实皆起遣居民。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数十家，一时驱廹，扶老携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开封赏赐臣僚第宅，造成大片街区的坊郭户民被强制拆迁，“暴露怨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