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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祠、财富榜与国家荣誉制度 INCLUDEPICTURE \d /history/2014/1020/U10570P1488DT20141020182405.jpg \* MERGEFORMATINET  文天祥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 　　最近，笔者到北京张自忠路附近的府学胡同去拜访朋友，意外发现文天祥祠就在此处。目睹祠门上悬挂的“文丞相祠”四个大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立即决定进入拜谒。但出乎意料的是，门口竟然有管理人员阻拦曰“购票方得进入”，于是，我用手指指门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碑牌，管理人员也用手指指“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碑牌，双方一言不发。我虽心领神会，但当即心中加入了若许不解、愤懑和感慨。 　　明朝初年，地方人士为了追念文天祥这位忠贞大臣，于明洪武九年在当年文天祥被囚禁的土牢处，修建文丞相祠，明永乐六年正式列入祀典，并经历代修葺而保留至今。毋庸置疑，当年民众自发修建此祠，主要目的是旌表先贤、教化民众、激励后人，绝对没有用之来收费赚钱的念头。可是，目前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现象却是，无论是如文天祥祠这样的先贤英烈纪念场所，还是如文庙、寺院、道观这样的宗教文化道场，都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义进行管理且收费，图小利而无见大义，根本无视这些场所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说轻些，是经济功利主义主导下的短视行为；说重些，是当前弥漫于全社会的拜金风气之典型反映。 　　由此，我联想到了当前被社会关注的富豪排行榜以及政府近年倡导要建立的国家荣誉制度。 　　富豪排行榜这个在几年前对于普通中国人还很陌生的名字，伴随着胡润的百富榜、福布斯的富豪榜以及形形色色的“教授富豪榜”、“作家富豪榜”等等日益在中国的走红，竟已成为普通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富豪榜的红火，以及媒体对上“榜”富豪的大肆宣传，客观上起到了将获取金钱多少等于人生成功的心理暗示作用，尤其是现在中国绝大多数富豪过度倾向个人享受而鄙视社会公益的情况下，这些宣传无疑成为拜金主义的助推剂和对诚实劳动的讽刺。 　　这个论断也得到了有关数据的支持：据《环???时报》今年2月26日报道，路透与艾普索斯(Reuters/Ipsos)必威体育精装版民意调查表明，中国人更相信“金钱万能”的说法，在中国有69%的受访者认为金钱代表成功，而在美国仅有33%的人把金钱视为成功的象征——远不及中国，有人据此惊呼，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大国。这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儒家文化传统的国家，真是莫大的讽刺。 　　儒家文化虽然肯定人有逐利的天性，支持人们追求富贵和美好生活，但同时要求必须恪守“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一方面，承认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须做到孔子所言的“取之有道”，“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而好礼”，既合情又合理。 　　儒家之所以反对毫不顾忌地追求财富，是因为敏锐觉察到“放于利而行，多怨”，清醒地认识到极端自私的求利心理与行为对人心社会的腐蚀作用，故倡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大学》)，“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而且，孔子在反对目光短浅的急功近利行为的同时，认为“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更强调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子贡问政，孔子答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荀子亦曰：“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可以看出，儒家以国家民族利益和民众生活福利为大义，坚决反对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强调在公义和私利之间要保持平衡。“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乃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观念便由此所派生，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也铸就了中国人仗义疏财、周急济困的民族性格。可惜的是，这一曾经塑造了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已被四处弥漫的拜金世风日渐消蚀了。 　　欲抵御和化解庸俗的拜金风气，遏制社会沉沦下滑之势，必须重建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先义后利的伟大传统。有人说，既然有“富豪榜”败坏世风，为何不建立一个“道德榜”引领民俗？实际上，在今天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榜”了，如政府各部门一直施行的表彰先进、树立模范以及最近出现的“感动中国”、“心灵富豪榜”等等措施。但这些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形形色色的荣誉表彰，尽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