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上将和20世纪80年代初的通俗歌曲冲击波.docVIP

叶飞上将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通俗歌曲冲击波 ■ 吴殿卿 -------------------------------------------------------------------------------- 《党史博览》2005年第01期　　浏览 人次 　　谈起目前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的“通俗歌曲大奖赛”，不少人对此赞叹不已，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通俗歌曲却是受到非议的。当年的北京文化界曾因此发生过一场不小的风波。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采访了著名音乐家、当年的海政歌舞团团长、海政文化部原副部长胡士平。胡士平早年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名骨干成员，人民海军成立后，他一直在华东海军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工作；是著名歌剧《红珊瑚》的主要作曲之一，有若干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流行于世。今日，胡老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笔耕不辍。谈起这段经历，他说，这是历史，应该告诉后人。 　　 　　“流行歌曲”乘开放之风悄然进京 　　 　　通俗歌曲，当时的叫法是“流行歌曲”。改称通俗歌曲，是从１９８１年前后上海的一次青年歌手比赛开始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通俗歌曲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就有了，如《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等所谓的“流行歌曲”。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创业年代，那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文艺工作强调“政治标准”，“昂扬向上”，流行歌曲被逐出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横行，歌唱爱情被认为是“毒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曾大受挞伐），“流行歌曲”、“歌星”等词汇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歌曲大都以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所谓的“新生事物”为基本内容。把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谱上曲，就成了人人能唱的“语录歌”，盛行一时。演出的形式、服饰也大同小异，讲究政治性、战斗性，而缺乏艺术性，更缺乏个性。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通俗歌曲乘着开放之风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陆。它以录音盒带为载体，从香港、台湾“登陆”广州，尔后悄然进京。“春江水暖鸭先知”，敏感、活跃的男女青年率先迎接了它。仿佛在一夜之间，通俗歌曲进入家庭，传遍城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 　　邓丽君的演唱，歌词内容广泛、贴近生活，曲调委婉凄迷，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陆群众长期以来闻所未闻的。大批听众，特别是青年人，一下子被镇住、被吸引了，由个人私下听到亲朋好友邀在一起共同欣赏，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形成了对传统演唱的巨大冲击。接着，一些青年演员竞相模仿。少数模仿者学了几首港台歌曲后，握着话筒走上舞台，几首歌唱下来，名声大振，便被狂热的青年们奉为“新星”、“歌唱家”，其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使经过“十年寒窗”苦修苦练的传统、正牌歌唱家们相形见绌，望尘莫及。面对这不期而遇的形势，许多知名的正牌歌唱家困惑了，愤怒了：歌能这样唱，还要艺术院校干什么？一场演出、两首歌就是歌唱家，也太容易了！这样下去，还有是非，还有“香花”、“毒草”之分吗？ 　　改革开放伊始的１９８０年夏天，人心如火，万物竞荣，由流行歌曲引起的争论也更加热烈。从演唱内容到演唱形式，从声气运用到演出的服饰、台风，统统进入了话题。但归结起来，争论的焦点集中到一点，即青年演员中的模仿者身上。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台湾，生活方式本来腐朽，唱唱《何日君再来》不足为怪，出１０个、１００个邓丽君也正常，而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舞台，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热衷于学这些东西的演员是谁家的演员？ 　　这场争论由文化圈而达社会，由普通群众到领导层，强烈地冲击着首都的文艺舞台。在这场争论中，海军政治部歌舞团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方面是因为海政文工团（下分为歌舞团、话剧团）演出过《红珊瑚》、《甲午风云》、《赤道战鼓》等优秀剧目，向为人知，影响大，更主要的一方面还在于允许流行歌曲登台演出，在军队，在北京，甚至全国，海军是最早的，并且团里出了一颗新星——她就是率先手握话筒登台，用通俗唱法演唱的青年演员苏小明。 　　 　　苏小明成了焦点 　　 　　苏小明是海政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年轻、聪明、勤奋好学。作为歌唱演员，她有着不错的音乐感觉和嗓音条件，只是此前由于主要参加合唱，少为人知。流行音乐进来后，新鲜的歌曲内容，另类的演唱方法，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她购置了大量录音带，私下欣赏、学唱。１９８０年春节前后，她用自己学唱的《酒干倘卖无》、《童年》、《乡间小路》等港台校园歌曲、外国歌曲，参加了海军机关、直属部队和地方几场不大不小的演出，结果大受欢迎。此后参加演出，常常她一开口，甚至握着话筒刚一上台，便博得满堂彩。这引起了团领导的注意。时过不久，新近复刊的《北京晚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