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伦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的比较分析.docVIP

　　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伦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的比较分析 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伦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的比较分析 新闻界所谓的底线，归根结底，是指新闻道德。通常来说，新闻职业道德代表了新闻伦理原则、新闻道德标准和新闻从业者行为准则，它一般是由新闻界或新闻主管部门作为一个公认的原则颁布实施，而媒体记者必须同意并且严格遵守践行。因此，简单地说，设置新闻道德底线只是为了实现一个目的使用法律手段来强制规范新闻传播活动，依靠道德约束和舆论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记者行为，同时，促使新闻从业者提升专业素养和自我控制力。在这几个方面的互补互济之下，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也可能被发挥到极致。如果我们把新闻法律法规看作是约束记者行为的硬性标准，那么，新闻职业道德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软性指标。 　　尽管中西方新闻职业道德的存在都是为了让媒体为社会更好的服务，而这在本质上不会有优劣之分，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伦理道德，真正的责任首先体现在对自己的自由和自由的自己负责，在这样的新闻伦理道德的指导下，大众媒体是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他们传递的信息内容也遵循着市场化和多样的原则。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伦理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准则，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其首要任务是弘扬社会道义和价值观。在下面的论述中，我将结合2013年中西方新闻界发生的典型事例，对比分析西方自由主义新闻道德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道德。 　　众所周知，2013年，斯诺登这个名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因其对美国FBI国际监听计划的曝光，在这个夏天的世本文由.L.收集整理界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率先将这个被称为 PRISM 的计划公之于众，毫无疑问，这一行为将引起美国政府的巨大地震，英国政府也在第一时间谴责了卫报欠缺考虑的报道。英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名誉和安全为由，要求卫报给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但是卫报总编阿兰拉斯布里吉否认刊登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同时，他声称，卫报所有记者都是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亦对民主和新闻自由怀抱有极大的热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补充到，卫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并没有对任何人引起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一窥英国新闻道德和自律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设置任何特别立法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不过，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一些有重大影响力的文件为欧洲各国新闻实践提供了司法基础，成为了媒体从业者必须理解并遵守的必要条款条款，如《欧洲人权公约》 ，其中对言论自由这个概念作出了专门的解释，为欧洲理事会成员国的言论自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其中也包括英国。同时，英国的新闻道德规范基础也要受到由报刊投诉委员会（PCC）颁布的出版自律原则的制约。在其必威体育精装版出台的被称为对欧洲媒体最严苛的标准的新闻实践实践守则中，委员会更加注重对公众利益、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的保护，同时，对新闻获得的渠道增添了更多的限制。在上文提到的斯诺登事件中，总编拉斯布里吉依据本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曾公开表示，他们的报道并没有对任何人引起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表示，他们行为并非不负责任之举。换句话说，只要新闻报道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它就不能被视为违反了新闻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此外，英国政府当局只是要求卫报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一个合理解释，并销毁其储存在卫报伦敦总部的硬盘，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迅速而有实质性的制裁。这充分说明了英国媒体的政治独立性他们可以收到政府的领导和控制，但是政府在其实际运行过程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西方自由主义新闻伦理道德中大多数的不当行为也来自于媒体的这一特点媒体难以进行监管，导致许多记者都试图在言论自由这把保护伞下做出一些有违新闻伦理道德之事。 　　同样是在2013年，中国的一个案例也在新闻伦理道德上引发了巨大争议。自2012年9月以来，名为陈永洲的记者连篇在《新快报》刊载报道，直指中联重科集团涉嫌金融诈骗。截止2013年6月，他已署名发表14篇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文章，导致中联重科集团的股价直线下降。中联重科集团要求《新快报》派遣工作人员到集团深入调查，并在调查结束之前停止捏造、诋毁和诽谤行为，但是却无济于事。10月18日，陈永洲被长沙警方在广州因为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捕。至此，各方杂议纷纷，学者认为这事过了！警方有乱抓人的嫌疑，网民的态度不一，而专业机构如人民日报和中国记者协会明确表示，陈永洲就应该因为违反新闻道德而受到谴责。几天之后，陈永洲承认，有关中联重科集团的文章并非自己所写，而是受到第三方的指使，收受了利益因而报道了一些未加证实的新闻。因此，《新快报》的社长兼总编辑被撤职，社会各方的声音也走向了一致。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新闻职业道德现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