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学论著规范的探讨.docVIP

　　对汉学论著规范的探讨 中国 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 研究 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 理论 、新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 “”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 问题 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的新 内容 ，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面：一，汉学论著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 科技 论文，但它兼具 艺术 性和 科学 性。对它的要求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 目前 我们的一些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二，由于这项工作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 历史 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 Piao”为“彭彪”（第页，注），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 理学 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 社会 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倒数第行：“储同舒（音，Ch’u Tung-Tsu）《清代中国地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此处把“Ch’u Tung-Tsu”误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 法律 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年）一书中第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注，Village and toinary address”作“疏意”，审读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汉语大辞典》第册，页）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注，把《清朝 或者过分强调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 中国 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为主或意与音杂糅的 规律 。这种意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者采用了不同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为“《元明时期的学堂 教育 》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 时代 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 研究 》，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 理学 到朴学》一书第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者提供了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 问题 之二：对史料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 科学 技术史》之中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 内容 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在整个中国 历史 上，儒家反对对 自然 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