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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迈入后现代化时代，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人类社会一体化减速；民族主义升温发酵催生多民族国家改弦易辙、原教旨主义托古改制诱发极端思潮蔓延、宗教极端主义逐渐消解世俗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多民族共居社会治理经验范畴正遭遇前所未有冲击。当固有研究范式在变动不居多元社会格局中不断受限，开创性、革命性、诠释性的治理法则呼之欲出。以互通、自然、人文、聚合为主题的命运共同体，[1 ]需要不同发展阶段主权国家增进互信、妥协让步、求同存异。然而与之衔尾相随的是，缺乏意识形态的异质包容、缺少核心价值的人文关怀，导致业已完成现代化华丽转身的西方大国，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充满敌意，对保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寻求自然之道的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充满同情。这种情感上的序差错位，导致了大国博弈中针对中国人权、民族问题的双重标准。[2 ] 　　与美国的过桥抽板到期撤离不同，中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现代化，在西方人曾经的社会发展路径中倍道而进，以至落入GDP陷阱维稳陷阱。由于西方大国社会变迁规则制定裁判的先发制人，中国社会难以给予有力回击。英格哈特通过20年对全球81个社会体 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伴随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型，人类从精神领域的信仰转向社会世俗的价值理性；而当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人类对自我情感的表达上升为全社会主流的价值判断标准。[3 ]234-298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过渡阶段。中国社会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依然是价值主流。对宗教、文化的轻视，导致了中国社会传统民族文化的平流缓退、逐步衰落。[4 ]当社会化大生产促生第三产业的蓬勃张扬，供给制改革强化社会群体的主体意识依流激进，民族身份自我认同、传统文化寻脉寻根比肩接踵，以上种种不断撕扯僵化陈旧的民族经验主义桎梏。近年来西藏、新疆频发的大规模暴乱，既可视为外部三股势力 的坐运筹策，也可以视为内部结构的失衡失调。 　　为盘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优势，防止境外大国的渗透干扰，维护多民族国家政治社会的安全稳定，需要在国家根本政治规范中明确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方向。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中国政府有着系统化的理性判断与认识。早在1950年7月，费孝通与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关于民族地区治理问题谈话时，就达成了要做长期的工作，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大团结[5 ]的理论共识。2014年、2015年，习近平在新疆、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对边疆治理做出了最长远的还是民族团结问题 [6 ]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7 ] 的重大论断。2016年，孙春兰在宁夏、新疆调研时也反复强调做好民族团结工作要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8 ]民族团结要着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9 ]的指导原则。民族团结为王、民族团结制胜、民族团结是生命线、民族团结能定乾坤。[10 ]民族团结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宪法建构的重要组成，该命题宪法逻辑的展开不仅可作为化解中西意识形态敌对、不同文化差序矛盾的制度建设，满足善治民主背景下各民族主体意识的政治需要，也可为多民族社会治理提供重要实证经验及理论支撑。 　　一、历史维度下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 　　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是近6个世纪民族主义发展基础上的制度总结。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开始，围绕主要民族诞生的民族、国家、人民三位一体理念，成为世界民族国家创制的主要精神实质。在国际惯例的影响下归属于一个政治国家的民族政权组织，被认为是人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11 ]17717世纪以来，以身份归属为核心的价值归属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正视的逻辑起点。该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调处强调差异性民族身份认同与强调主权整体观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族群发展与国家发展既泾渭分明又血肉相连，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既分居异爨又丝缕贯穿。民族认同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文化塑造、政治动员与社会调试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推演出民族身份认同与宪法倡导的国家认同实有本质的区别。[12 ] 　　民族身份认同又称族群认同，是18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下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戈登和英格儿为代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的族群研究学者提出了族群关系新变量模型和族群认同变量模型，研究表明当一个族群多数成员感受到政治压迫、文化感召或者利益分配带来的差异性需求时，民族认同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提升，进而影响对国家社会的整体认同，而族群与社会整体牵连的关键在于民族成分识别划分与社会整体分配方式的公平公正。[13 ]216，470就学界通说而言，民族认同主要指人群中主体关系的相互确认及对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是一种内生自觉行为。现代民族国家倡导主权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则被置于族国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