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中国电视研究报告.docVIP

2008年中国电视研究报告 关键词： 2008 中国电视 研究报告 　　引 言 　　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 of study），拥有多学科的视角，包含五个层面的问题[1]：文本（text）、制度（institutions）、观众（audiences）、社会角色（the role within society）与演进史（history）。在研究活动与学术沟通中，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往往会在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里形成“复调”。 　　2008年，中国电视业态呈现丰富，并逢50年时间节点，为该年度的电视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框架、主题与对象。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目录（2008-2009）中15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2]的数据，本文将透过属于电视研究范畴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做出综述，力图描摹2008年中国电视研究已知与未知的界限（boundary）以及学术前沿（research front）。 　　一、电视演进趋势研究：以“50年”为主框架 　　195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元年；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由此，在2008年，一个以“50年”为主框架，辅以“30年”概念的演进趋势研究理路较为清晰，划分阶段与总结特征、规律成为其主要模式。 　　自2004年起，《现代传播》在每年第一期设置“年度对话”版块，2008年的主旨即是对“五十年”框架的一种响应，在对话中，胡智锋认为，中国电视50年，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5年是起步与积累，后25年是起飞与繁荣。在后25年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面对变化，高峰提出“重塑电视尊严”的命题——就这一命题的对话，两位对话者得出的结论是：电视重塑尊严，要体现国家利益与观众诉求，让电视传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观众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最终还是要在内容生产中找到突破点，建立电视媒体的“主流感和权威感”，在“直播日常化”与“高端化、大制作”上“做足功课”[3]。 　　如果说，以上的对话是学界和业界在反思中国电视50年历程之后，共同描绘的一个愿景。那么，朱虹则代表政府监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以转变、转折为关键词，梳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电视的“新陈代谢”：在传播内容上，从观念至上向以人为本转变；在体制上，从国家统包向面对市场转变；在功能上，从传统的喉舌功能向新闻宣传和产业功能并重转变；在服务方式上，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变；在技术上，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变；在形态上，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他还认为，把中国这个电视大国变为世界电视强国，是未来的趋势所向[4]。 　　把握中国电视的演变趋势，除了站在一定高度，进行全局观照之外，还有一条路径是从节目创新、编辑理念、军事宣传以及典型节目等具体分支切入，进行解析—— 　　在胡智锋、周建新看来，中国电视的节目创新，可以用“品”字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前20年是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后30年可分为以“作品”和以“产品”为主导的两个阶段。不同的主导，体现了不同的节目创新目标、内容与方式。在“宣传品”阶段（1958-1978），中国电视以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状态为主；在“作品”阶段（1978-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具有电视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新形式和新观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之路；而在“产品”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探索，节目创新的主要任务也成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观众的认可，提高收视率，增加广告额以及获取最大的市场回报[5]。 　　无论是“宣传品”、“作品”还是“产品”，都是电视传播的文本呈现，从电视文本反推而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具体的电视采编业务——张君昌、吕鹏的学术视点，也就落在这其中。在“30年”概念下，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广播电视编辑理念也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起步期(1978-1982)，编辑理念从革命话语转向建设话语；发展期（1983-1992），从建设话语转向经济话语；成熟期（1993-2002），从经济话语到民生话语；自觉期（2003-2008），从民生话语到和谐话语。而从宏观上看，电视编辑理念的几次转变，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话语转变，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6]。 　　颇具“中国特色”的电视军事宣传，既是我国电视传播系统中的子系统，又是我军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黄齐国撰文划分了中国电视军事宣传的三个阶段：1958年5月-1979年11月，初创事业，探索传播要素，确立了“立足部队、面向全国”的宣传方针；1979年12月-1996年3月，形成团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