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不是“哈哈镜”.docVIP

PAGE  PAGE 9 网络媒体不是“哈哈镜” 　　最近，国内发生了两起“夺人眼球”的轰动事件：一是央视青年歌手大赛“歌手不识国旗”，二是上海“女硕士闯红灯被拘留”。这两件事本无关联，但由于发生时间相近、报道手法相似，于是“两种原料”在网络媒体中汇成了一道大餐―――哈哈镜?q?式的“妖魔化”报道。 　　 　　一、“哈哈镜”中的变形事件 　　 　　就事件本身来说，这两件事情其实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可以演绎和自由想象的空间，无外乎就是：前一事件因紧张过度所致或确实不知，后一事件因年轻气盛所致或素质较差。但在报道中，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迥然不同。 　　1.传统媒体的客观报道从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体报道上看，基本如“平面镜”一样客观反映了事实，其延伸性的反思也都较为合理，符合常态思维。如《北京青年报》对前者的反思是：“紧张”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国旗是每一公民必知的视觉符号，“不知国旗”反 　　映了歌手公民常识的缺失，也反映了公民教育的失职。“歌手无辜，应该反思的是政府、是社会、是教育。”②这个反思比较到位，既没就事论事也没任意拔高，力求寻找根源。再如《北京晨报》综合了新华社和上海《青年报》观点，对后者的反思是：女硕士擅闯红灯，推搡辱骂交警，在市民中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应加大处罚力度，并提醒广大群众克服从众心理，引以为戒，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行路。这个反思实实在在，目的在于从中吸取教训、给人警醒、引起重视。笔者认为，《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晨报》等对两个事件的报道和反思是客观的、平实的，是建设性的“促进式报道”，这充分体现了传统媒体的“喉舌功能”和舆论导向，体现了传统媒体的社会责任和职业操守，更体现了传统媒体一贯的报道原则和政治修养。 　　2.网络媒体的妖魔化报道与传统媒体相比，许多网络媒体对这两则事件报道完全却“走了样”“变了调”，它们利用可以无限延伸的传播平台，利用可以无限自由的互动场所，“幸灾乐祸”地充分利用这两个难得的“典型”，适时地通过演绎、炒作，近乎彻底地妖魔化了事件中的人物和城市。 　　针对第一则事件，网上出现了极端的观点，竟然将“歌手不识国旗”上升为政治问题，做出了“歌手不识国旗”就是不爱国的错误性道德判断，这是不着边际、不合逻辑的“上纲上线”，而且又缺乏对事件真相的基本了解。实际上，比赛现场并没有直接展示中国国旗，而是给出新西兰、英格兰和澳大利亚三国的国旗让歌手辨析，当时石占明答出了新西兰国旗，后两个因为不知道就随便“瞎蒙”了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辨析题别说是对来自偏僻地区的“羊倌歌手”，就是现场评委也不一定都能“蒙”对。这种未直接展示中国国旗的辨析题与直接给出中国国旗的指认题相比，显然难度相差甚远，如果是指认中国国旗这样的题，石占明大概能答对的。显然网络媒体严重歪曲了事实。 　　针对第二则事件，有些网络媒体也是脱离事实地大做文章，它们没有像传统媒体那样从城市文明建设视角去反思，而是沿袭了人们惯用的“拿女研究生说事、拿女博士生说事”的“定式思维”，极尽“热炒”之能事，抓住“女硕士”、“上海”、“东北籍”、“海归”等一系列具有炒作要素的“耀眼词语”，无限放大和极度丑化了这个女士的蛮横。有的说是“道德问题”，有的说是“素质问题”，并夸张地说是“丢尽了中国教育的脸”，将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人（女硕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时间（集中整治）、特殊的地点（上海街头）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性”报道（妖魔化），试图通过“妖魔化”制造出能够引起轰动的更大新闻。网上也有人说这起事件严重影响了“国际化大都市法治形象”，上海被指责为“最没有人性的城市”，认为“闯红灯”本是极为常见的违犯交通之事，即使态度蛮横、言行过激，但也罚了拘了，为何还要像“痛打落水狗”式的“穷追不舍”呢？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二、“哈哈镜”后的商业目的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认为，媒体在报道时具有“放大或缩小的作用”，③这主要受一种力量支配，这种力量有时来自政治，有时来自经济。一般来说，在市场化的今天，传统媒体的政治约束较大，而网络媒体的经济驱动较为明显。 　　1.用“关键词”提高点击率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商业性更为突出，因此生存和经济利益对它来说更为重要。那么经济效益从何而来？当然就是“点击率”，于是在“注意力经济”和“眼球经济”的今天，“点击率”成了衡量网站成败的首要条件和刚性标准。 　　那么什么能调动受众的“拇指”来点击呢？当然离不开具有视觉冲击力、夺人眼球的“关键词”。试想，如果“不识国旗”不是发生在央视青歌赛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闯红灯”的不是“女硕士”而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网络媒体还有炒作的“新闻元素”吗？还会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两件事吗？实际上，单独看其中每一个词语都是静态的，都不足以形成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