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辩诉交易制度的生成及争论.docVIP

　　台湾辩诉交易制度的生成及争论 【摘要】 台湾 地区的辩诉交易制度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制度，包括辩诉交易之范围、发动、进行、救济等内容，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之实效。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故在诸如是否违反公平正义、是否将造成被告不当获利、是否有可能产生法官、检察官与被告人勾结的弊端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如何健全辩诉交易制度，解决前述之疑义，尚有赖立法者之智慧。 【关键词】辩诉交易；认罪协商；被告人认罪；上诉 【正文】 台湾地区于2004年3月23日三读通过增订“刑事诉讼法”第七编之一协商（即辩诉交易，以下统称为辩诉交易）程序，包括第455条之2至第455条之11等条文，并于同年4月9日生效，也正式开启台湾辩诉交易之新页。然而，台湾地区之辩诉交易制度，系引进美国之认罪协商，惟台湾地区与西方国家民情暨法院审理制度不同，例如陪审团制及辩诉交易范围等，其不仅涉及刑事诉讼法之目的论核心——程序权保障以及发现真实，其正当性之有无更系实务运作是否能据以执行之评藉，于此背景下，致使此程序之正当性于立法过程中甚至是立法后，均备受台湾地区学界与实务界之关注与质疑。 一、台湾辩诉交易制度之基本情况 　　（一）台湾辩诉交易的蕴涵 　　所谓辩诉交易，是指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法院作出较轻的量刑。一般来说辩诉交易有三种形式：一为被告人同意进行有罪答辩，以换取一个较轻的指控；第二种形式为控辩双方基于被告人恰当量刑的请求达成一致；第三种形式为被告人就某一项指控作出恰当的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放弃或终止其它指控的承诺[1]。依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系指第一种情形，即规定在通常程序或简易程序中，检察官与被告人就科刑等事项达成协商合意，由检察官向法院声请改依辩诉交易程序判决，法院在讯问被告人及向被告人为权利告知[2]后，如认定符合辩诉交易程序之要件，即得不经言词辩论程序，于当事人辩诉交易范围内而为判决，对于此一判决结果，当事人（被告人及检察官）均不得再提出上诉。所以，辩诉交易，顾名思义即辩方与控方就被告人所涉及之犯罪事实，以协商刑度或者罪名之方式，达成共识后，法院根据此共识做成判决，此法如同商场交易，故名为辩诉交易。 　　台湾地区在辩诉交易增订之前，法院在审判时可以依台湾地区“刑法”第57条在量刑时应注意的事项，但被告人与检察官皆无参与机会，实践上法官有时会公布心证及可能的量刑范围，并以之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及检察官等之意见，同时记明笔录以作为日后任何一造不服判决上诉时之 参考 ，纵使没有辩诉交易的明文规定，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早已存在，只是这样实质的辩诉交易机制没有 法律 的拘束力，而且是由法官基于个案的特点任意性发动，而且被告人对于是否能确实取得法官“轻刑”的判决，不具信心。此后台湾地区“司法院”在检视审判实务过程中，发现经由实质辩诉交易的个案判决，上诉率不高且多数判决能获得上级法院维持，为期疏减讼源以减轻法官沉重的工作负担，遂于2000年即向“立法院”提出辩诉交易条文的增订，然因刑罚权能否由当事人处分等理论争点未能解决而未通过；其后学界对此问题即多有论述，外国存在的立法例也逐一被介绍与检讨，在具备相当理论基础的前提下，最后终能顺利将辩诉交易程序增订于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之中。 　　（二）台湾辩诉交易之范围 　　台湾地区的辩诉交易程序并不存在对于“犯罪事实”的协商，亦即对于“罪的成立与否”并无协商空间，这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该当并无人为操作空间，简言之，在“认定事实”方面，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并无协商机制；至于如何适用法律及正确科刑方面，依新增订之辩诉交易程序，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其余皆得进行协商[3]。 　　台湾地区着重刑度及罪名上之排除，以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为例，依检察官起诉之罪名若属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这类案件多为重罪案件，且属强制辩护案件，故而，即使被告愿意认罪，但为期慎重，仍须依法定程序加以审理后论罪科刑，此类案件排除在辩诉交易之外，其目的亦为保障被告诉讼法上之权益，对于此类案件有详细调查之必要，不适用辩诉交易制度。 　　然而对于犯罪事实的存在，是属于过去的 历史 事件，刑事诉讼之目的，除了保障人权外，最重要就是发现过去、发现真实，使历史事件得以还原者，还原的方法必须透过证据的搜集及评价，所以，犯罪事实本质上就不属于得以协商的范围。 　　（三）台湾辩诉交易程序之发动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适用辩诉交易之案件，以被告人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为限，且非高等法院管辖之第一审案件，而法院为协商判决所科之刑，系宣告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