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义：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原因分析.docVIP

王三义：西亚北非政治动荡原因分析 学者们多视角揭示出的“动荡的原因（或根源）”，可以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经济问题长期存在（如经济增长缓慢、产业结构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失业率高、经济全球化带来冲击）；第二，政治民主化进程迟缓（强人政治或威权政治、权力集中、政权家族化趋势、政治腐败）；第三，外部因素（西方国家打压；西方长期鼓吹民主自由，资助反对派；阿拉伯国家外交缺乏主动性）；第四，民众价值观混乱（对西方认识的转变、受其他阿拉伯国家政变的影响、借助网络表达不满）。这四大类“原因”，可以解释利比亚或埃及或叙利亚单个国家的变局，反映出的问题也是两年来发生政治危机的多个国家的“通病”。 一般而言，越是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多角度的解释、多方面的分析，确实让读者了解到这场政治变局的复杂性，可是，几个原因都存在、都很重要，到底能说明什么呢？比如利比亚内战的起因，社会两极分化、部族利益难以平衡、卡扎菲长期独裁、民众的价值观混乱，没有一个是“次要因素”。如果算上外部因素，如西方国家有意推翻卡扎菲政权、卡扎菲树敌太多、突尼斯和埃及的示范效应等，缺了哪一个，似乎都不足以导致内战。叙利亚局势恶化，教派矛盾、民族矛盾、家族矛盾、失业问题、威权政治的弊端等等，似乎都是动荡的祸根。要从这些因素中找出主要的、根本的因素，还真不容易。分析到这一层面，似乎还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导致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诸多原因中，有没有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或一种原因？ 根据笔者研究世界历史的一点经验，对于某些盘根错节的复杂问题，顺着单一的视角进行分析，反而容易得出结论。比如西亚北非持续近三年的政权危机的原因，从单一的政治层面分析，感觉思路更为清晰。 理由很简单：对一个国家的当政者而言，再小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国家的职能是管理众人，印制一张居民身份证，修建一条乡间公路，铸造一枚硬币，建一所小学，都可以算作政治事务。至于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外交）、倡导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法制）、怎样提高办事效率（行政），没有一样不是政治事务。相反，天大的事情落到个人头上，就是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选择，首先要考虑饭碗和安全。老百姓考虑问题的立场，不可能与当政者一样。 说到底，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一是个人如何趋利避害，以较少的努力得到较多的利益；二是统治者如何得到民众支持，以最小的代价掌控最大的权力。那些社会稳定的国家，往往是当政者的追求与民众的个人追求找到了一个锲合点，当政者掌控最大权力时，并不影响个人获得较多，因而不会激化社会矛盾。那些政治动荡的国家，当政者谋求最大权力时必然影响民众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导致社会秩序紊乱。 从西亚北非国家的情况看，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有相似性，都是石油输出国，都有部族社会结构，但利比亚出现严重内战，而沙特没有。叙利亚和约旦有相似性，都是脱胎于“委任统治”，都是农牧业经济，都不出产石油，但叙利亚持续内乱，而约旦大体保持稳定。2011年1月以来出现政治波动的国家，按照烈度大小排列：第一类是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第二类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阿曼、巴林。前一类局面不可控制，利比亚、埃及、突尼斯政权更迭，叙利亚内乱延续。后一类只能算政治波动，并且很快控制了局面。沙特阿拉伯则几乎没有出现大的政治波动。 仔细对比这些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的情况，就可以发现一个事实：政治动荡与政体（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关系不大。出现动荡的埃及和叙利亚是共和制，利比亚政府号称“人民政权”，突尼斯是君主制。约旦和沙特是典型的君主制，没有出现大动荡。 问题不在政体上，而在“统治方式”的差异。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形式上是现代政体，统治方式是传统的；在约旦、沙特，形式上是传统的（君主制），但统治方式是现代的。 传统的统治方式，着眼于民众对当权者的服从，一切活动要满足当政者的私心，不把民众当做与当政者平等的人看待，所以不会在日常管理中想办法梳理和协调社会关系，要么简单粗暴地打压，要么推行“恩惠主义”，或者是政治欺骗。本质上是“统治臣民”，而不是“管理国家公民”。 现代的统治（或管理）方式，着眼于民众的个人权利和诉求，一切活动围绕着解决社会问题，建立良性的社会秩序，民众有私心，而当政者尽量“公心大于私心”。本质上是“管理民众”，而不是“统治臣民”。 传统的统治方式，照样可以控制民众、动员民众，实行富民政策，但是，当政者不是树“威”，就是施“恩”，不会去沟通和协调社会关系，相反，有意构筑壁垒，把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隔开。古代中国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前近代的西方开明专制，无非是做到了“恩威并施”，让老百姓害怕和顺从而已。现代的统治方式，就是当政者把民众当做与自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