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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贞观政要》之成书时间 发布日期：2012-08-21 李万生 关于《贞观政要》（以下在不致误会的情况下只称《政要》）的成书时间，我曾写有三篇文章进行讨论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1 \o [1]。今再讨论，故名“四论”。在以前的三文中，我认为《政要》成书在开元十年（722），编辑时间在开元八年至十年之间。现在我修正为成书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2 \o [2]。谢保成先生认为：《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九年，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此见其《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以下称《成书之谜》）、《再论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日本学者原田种成“两次进书说”难以成立》（以下称《成书问题》）和《贞观政要集校》（以下称《集校》）二文一书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3 \o [3]。《集校》晚出，但代表着谢先生最成熟的表述，故本文以之为主进行讨论而兼及《成书之谜》和《成书问题》。 谢先生在《政要》研究方面用力很大，成绩可观，我读其著述，获益良多，但很明显，他关于《政要》成书时间的意见是我不同意的。现在我把我不同意的理由写在下面，希望得到谢先生和学界同仁的指教。 ? 一、关于《政要》的“着手编录”及相关问题 谢先生在《集校》中说“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4 \o [4]，理由是《直斋书录解题》有《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记载，因而要使他的解释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一致。我认为，以《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而论，就应理解为《政要??成书及进呈玄宗之时吴兢正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才合事理。为什么还要说只是“初具规模”呢？可见，谢先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谢先生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既然说“早居史职”而有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之事，而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5 \o [5]，那么，将吴兢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岂不是晚了一点？可见，“早居史职”不能定在开元五年。值得注意者，“随事载录”一语显示“载录”时已有内容的分类，而此分类当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者 HYPERLINK /admin/News_Add.aspx?type=3 \l _edn6 \o [6]。也就是说“随事载录”之“事”即是内容分类之“类”，此“类”大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的可能。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政要》“着手编录”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 因此，谢先生说《新唐书》、《全唐文》所载的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其上奏的时间“当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并以此作为“《贞观政要》一书已具雏型”的证据，在事理上是有问题的。——谢先生说： 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说明一）。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说明二）。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说明三）。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禇遂良等继之。”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说明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