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物权法的基本问题2.docVIP

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上网找律师 就到中顾法律网 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souask/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公有制物权法的基本问题二 　　三、公有制物权法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关系 　　(一)物权法作为自治法的变革能力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在目前这个巨变时期里，各种正在变迁的制度(主要指公有制的改革与完善)尚未最终定型，物权法的编纂选择在这个时刻，立法的着眼点-也就是说物权法应注重反映与调整现状，还是应注重展望与规划未来-即不易把握。往大处讲，这是法学理论中的重大争论问题，牵涉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难以通过一篇部门法视野的文章讨论清楚。在改革的整体规划中，这次物权立法显然被寄予了实现社会变革的重大政策目标，而按照自治法来定位的物权法与此是否相格?将革故鼎新的重任寄托于物权法是不是“走错庙门拜错神”了呢?这一疑问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由： 　　1.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民法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语言”，也就是说，民法是以现实的经济生活状况为基础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来看，民法是建筑于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墨子刻提到了中国与西方讨论市民社会的两种语境差别：在西方传统中，“市民社会”是一种社会的现实存在，它也代表了一种政治秩序，“在此一秩序下，道德上和知识上易错的公民自我组织起来，监督不可救药的国家，努力把国家对其生活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或运用某些国家干预来抵制国家以外的压迫性精英。而在中国人的著述中，这种非乌托邦的、自下而上的(bottom-up)‘市民社会’定义却被过滤掉了，代之以深植于传统的、乌托邦的、自上而下的(top-down)理念。”也就是说，在西方，由市民社会到资本主义民法是水到渠成的;而在我国，却要走一条由民法到市民社会的相反路子。 　　2.自治法的基本含义前文已经提及，也就是说，虽然民法、物权法是国家正式颁布的法律，但对人民来说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建立法律并未明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物权法所适用的市场交易领域，完全应该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与意志起主导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顾任何社会约束地为所欲为。以自治法定位的民事立法本意在于辅助市场主体(或称当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如果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采用了与民法规定所不同、或者民法所未规定的交易形式，只要其行为并不构成对市场交易秩序的破坏，民法就可以备而不用，引而不发。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又被称为任意法。我们能否指望，这样一种可由人民任意“弃置不用”的法律能够引导人民进入市场经济的生活轨道呢? 　　3.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步调之间的不协调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差别的。市民社会不仅包括市民在市场中的经济生活，还包含了由此所界定的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关系，如前述墨子刻引文中提到的。这个差别正是前面所谓“自愿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存有差别的根源。市场经济在我们的讨论中还限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内。公开的舆论也一直强调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脱节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的缓慢，形成了对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展开的深层障碍，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民法典编纂步骤的物权法编纂，似乎无力抱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恢弘的政策目标，相反恰恰要以此为前提。 　　(二)公有制物权法推动中国的市场化变革 　　但是我们不能坐等政治体制改革进展到适当的时机，再来提物权法的编纂问题。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发展逻辑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已经形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张力，也是事实。这应该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印证。物权立法作为立足于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的法律变革，完全应该为此做出努力。然而其作为自治法，如何展开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重任?考察物权法在保障个体权利、改造公有制财产与限制公共权力等方面的作用，我们可以期望这种齐头并举之势最终能够推动我国朝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 　　首先，物权法保障个体权利，推进中国市场的经济机制的建立与市民社会的发育。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1.物权法在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强制性”。当然，这里的强制性并非具体规范的强制性。从中国的传统社会以及计划经济体制进入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体制，即进入哈耶克所称的“开放大社会”。所发生和面临的巨变，首先是那种在计划经济时期能够统制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且具体的目的-国家计划生产任务以及社会发展目标-消失，取而代之起到凝聚社会成员作用的，是哈耶克所称的对每个人而言都相同的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这些抽象的正当行为规则不旨在实现某个特定目的，其所维续的“抽象秩序只保证向个人提供他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