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3年记后果褒贬难评.docVIP

　　1月23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开罗举行示威活动，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如果让2011年积极参加“革命”的穆斯塔法·拉贾德看到这一幕，他也许会厌恶地骂一句“蠢驴”。CFP供图 　　1月25日，对阿拉伯世界而言，是个大日子，以此日起事而命名的“一·二五革命”，导致穆巴拉克在埃及31年统治的快速崩溃，进而被埃及人视作不亚于颠覆法鲁克王朝“七月革命”。由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和超级分量，“一·二五革命”几乎是突尼斯事变惊雷引发的一场雪崩，它宣告“阿拉伯之春”的来临。此后，从北非到西亚，从共和国到君主国，这场社会变革的运动在中东决堤奔流、摧枯拉朽、泥沙俱下，引发广泛而深刻的地缘关系裂变，重构政治版图。 　　3年后，回首这片被罕见政治大洪荒洗刷的阿拉伯土地，竟然让人发现，“阿拉伯之春”的后果既无法简单褒贬，也难以一言名状。 　　俯瞰大地，阿拉伯浴火求变 　　3年前，社会和经济发展处于中上水平的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因暴力执法个案引爆蕴蓄已久的民怨火山，在半数以上阿拉伯国家引发剧烈震荡的“多米诺”效应，势能巨大的底层变革冲动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阿拉伯社会内部彻底释放孕育和发酵多年的沉闷、彷徨、不满、怨恨、痛苦和愤怒，这种求变本能的释放虽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和随意性，但是不同于以往的对外战争，或自上而下的流血或不流血政变，它体现阿拉伯民众作为历史承载与塑造主体的角色，完成了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帝反殖反封建”民族解放运动后的二次放量宣泄。这也就是阿拉伯舆论何以正面肯定这场剧变的主流和本质所在。一句话，“阿拉伯之春”是人民求变的集体冲动。 　　其次，这场春潮荡涤了捆绑阿拉伯共和国家进步的僵化政体、家族统治、集权制度、老人威权和小团体利益，终结强人时代并开辟公民主导新社会和宪政治理新天地。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进入多党制衡、公投票选和轮替竞争的初级轨道；民众愿望和声音得以在阳光下自由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得以在共同制订的规则下公平、透明和有序争取。 　　当然，多年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秩序一旦打破，其重构难度远非革命前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这些经历深刻历史革命、暂时天下大乱的共和制国家，普遍人心失和、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乏序和治安恶化，承受着剧变引发的撕裂、剧痛、流血和牺牲，甚至引起部分民众的懊悔和怀旧。 　　此外，最缺乏民主、民权要素的阿拉伯王权国家，却因财力雄厚和民生无忧，不仅躲过革命的洪水猛兽，而且抱团取暖、扩大阵营，并因势利导将这毁灭性的荒火引向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共和制国家，进而形成一个让世人颇为质疑的表象：“阿拉伯之春”究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春潮，还是巩固保守制度与力量的寒风冷霜？我宁愿相信，这种王权国家的反攻倒算，只是社会前进潮流中的漩涡和回流，它改变不了“阿拉伯之春”的总体走向。当然，这类似悖论的现实向世人展示了一条朴素而残酷的治国原理：缺乏民主、民权也许导致革命，但民生失败一定会导致革命，因为，“民以食为天”。 诸神的争夺，潘多拉魔盒之乱 　　概览阿拉伯之春3年光景，这场缘于普通民众，旨在改善民生、民权和增加民主的革命，也打开了中东地区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古老的精灵，这精灵远比民族国家、现代政治和民族英雄更有历史传承，更具凝聚力、号召力和驱动力。这就是宗教与世俗矛盾、宗教派别斗争和种族摩擦，而且不仅普遍存在于剧变后的每个国家，还成为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文化的地域之战。这种彼此矛盾、你中有我却又你死我活的复杂关系，成为“阿拉伯之春”释放的巨大负能量，一如揭开曾经尘封多年的黑暗地牢，使奄奄一息的诸神重焕活力，捉对厮杀。 　　无论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是也门，甚至摩洛哥这样的王权国家，宗教党派第一次大面积获得名分，公开角逐权力、施展抱负。在此过程中，基数强大、更合现代气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种公开与不公开、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争夺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也捍卫着基于个人自由的精神世界和呼吸空间。在其对面，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萨拉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等旗帜鲜明的宗教团体或党派，尝试通过议会民主框架让政治现代性回归伊斯兰主义，让国家认同臣服于信仰皈依，让社会生活规范于宗教法典和先知举止。 　　受信仰之争溢出的影响，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摩擦、冲突死灰复燃；伊斯兰逊尼派中温和阵营与激进阵营出现龃龉；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明争暗斗空前激化，甚至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被撕开绷带。这一切使得“阿拉伯之春”的长尾横扫革命缘起的目标堤坝，大有冲决地区力量板块和重新洗牌的势头，进而使原本让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会自我革命，正褪去当初的光泽，逐渐蒙上复古和血腥的阴影。 　　埃及革命，在进退中折腾 　　“一·二五革命”前夕，埃及结束穆巴拉克倒台后的第六次“公投”和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