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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我的美好告别 人生，终有一死，但我们一辈子在逃避这个结局。 在科技发达下，越来越多人在医疗现场被延命加工，一息尚存，却毫无尊严。 年初，亚洲第一部善终法案《病人自主权利法》立法通过，开启“自己善终，自己来”的新纪元。 死亡，不再是禁忌与惧怕，而是生命的凝视与整理。 清楚交代，告别挚爱。人生最后一哩，预约自己的美好告别。 “七十六岁的老人独自在森林散步，被响尾蛇毒蛇咬了。 卧倒的身旁，留着一块砖与一条蛇。 女婿发现后，机警地将老人与蛇送往医院。 ‘是剧毒的响尾蛇，得注射血清。’医师告诉家属，若没有注射，老人可能四小时就会走了。 家人召开家庭会议后，‘决定不注射了。’ 因为老人是罹患阿兹海默症患者，生前曾表达，他痛恨这个病，希望未来能有自然死亡的机会。 家人认为，这条蛇，是上帝派来给老人家的礼物……” 阳明大学医管所副教授杨秀仪，在台北市仁爱医院演讲时，分享了这个美国例子。 “如果你是这位医师?会不会帮病患注射?”在场医师举起手。 “如果你是这位病患?会不会希望医师帮你注射?”现场一片静默。 “寿终正寝，是每个人的期待，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活到‘寿’的阶段，问题是我们的‘终’呢?”杨秀仪说，医疗科技介入老人的临终，使得台湾面临三种困境：“生命虽然延长了，健康却恶化了;病痛延长了，死亡缓慢了;寿命延长了，痴呆严重了。” 那条响尾蛇，犹如上帝派来的使者，提醒着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的台湾，病人、家属、医师三方都得共同面对的生命课题。那就是，活着的时候，考虑怎么面对死亡，迈向善终。 在医疗发达的前提下，越来越多人担心，自己将陷入一个“不得好死”的年代。本身是医师的前‘立委’沈富雄，日前在脸书上发表“准遗言”，第一条就是：“不插管、不气切、不电击、不可成为植物人”。前卫生署长叶金川给儿子的遗嘱更简明：“如果我没醒来，不要串通医生来凌迟我。”同样是拒绝无效医疗的执行。 为什么这些最清楚医疗行为的专家，却担心自己在医疗现场被“凌迟”，无法善终? 还要一直救下去吗? 见死不救迷思 医纠死结难解 “根据《医疗法》第六十条与《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医师对病人采取必要措施，不得无故拖延。’”前‘立委’杨玉欣说，医师在医疗现场若不作为，事后遭家属控告，恐会触犯《刑法》的杀人罪。导致许多医师明知病患状况已经不可逆，却一直救、一直救，“压断肋骨、电击插管……”不敢放弃治疗。 “我们必须透过立法，先帮医师解开这个法律死结，破除见死不救的迷思。”杨玉欣说，去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即将在三年后(2019年1月6日)实施，首度将“拒绝医疗权”还给病人本身，这也将是改变台湾生死观念的关键法案。 未来民众可以“预立医疗决定”，发生永久植物人、极重度失智等五种状况的患者，经医疗评估确认病情无法恢复，医师可依病人预立意愿，终止、撤除、不进行维持生命的治疗或灌食。 《病人自主权利法》诞生! 亚洲第一部 保障每个人的“善终权” “卫福部”表示，这是亚洲第一部病人自主权利专法，也是台湾自1996年实施《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二十年后，再度强化民众的安宁观念。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总院长黄胜坚说：“《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的进阶版，也就是说，只要你曾预立医嘱，当遇到突发状况或疾病导致昏迷，无法表达清楚意愿时，所有维生器材等重装备，都不准挂上你的身体，进行加工延命。” “有一位九十岁的阿公，虽已经表态不插管急救，但因呼吸衰竭被送到新店某医院时，医师评估后仍决定插管，家属后来将阿公远送来宜兰，要我拔管。”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急诊部医师陈秀丹说，在医师的伦理教育中，存活率仍是重要指标，在医疗现场，“拚拚看”、“救救看”就成为医师与家属普遍的对话，医疗介入造成死亡延后，“痛苦地活着”才是病人最大的悲哀。 “在集体社会气氛中，我们同意让一个人死去，好像是杀了他!”本身罹患罕见疾病的杨玉欣说，自己也是预见死亡的人，她认为《病人自主权利法》中，倡议“拒绝医疗”的精神，绝不等于“自杀”。“拒绝医疗”只是让生命历程回归自然，排除过度维生治疗的介入，保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格尊严。 这项攸关你我“善终权”的《病人自主权利法》于2016年1月初公布，《今周刊》与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在四月中旬进行“病人自主权利法大调查”的民调中，却仅有45%民众知道法案，仍有55%民众不知道，显示倡导与教育信息严重不足。 虽然“知名度不高”，但经提醒后，有高达83.5%的民众认同，此法案是保障民众的医疗自主权，维护善终权益和生命尊严。 “台湾民众对善终权高达八成的自主意识，跟我的认知是一模一样。”沈富雄说，他自己对人生最后一程的主张，已经很多年了，包括交代助理与友人成立四人“善后小组”，他不断嘱咐：“我走后，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 但四月中旬，他突然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