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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古代自传的隐讳书写的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自传由于伦理、政治、礼法、个人名利等方面的因素而呈现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己讳”的书写现象，从而造成了古代自传情感上的自夸倾向与内容上的失真。破除古代自传创作中的隐讳原则，遵循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今天的自传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传；隐讳；自夸；失真 　　中图分类号：k8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139-06 　　真实是自传的生命与价值所在，但中国古代自传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隐讳了许多事实真相。这种隐讳现象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隐讳原则。《论语·子路》篇载：“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孔子认为，父子当有一方犯过时，另一方应当替对方遮掩、隐瞒，而不应当去主动举证或告发。“父攘羊”本为违法行为，为什么孔子不赞同儿子去告发呢?孔子应是为维护家国一体的宗法体制的稳固而主张“父子相为隐”的。换言之，孔子从为政治国的高度出发认为子孝父慈的孝道伦理重要过某些有损人伦之义的律法。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对此的解释深得孔子本义：“孔子举所异者，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吕思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文也认为在孔子心目中人伦之情比法律更能维系人心，安定家国：“民之侍法以自安者浅，侍其情相联系以为安者深，故圣人不肯求法之必行，而使其民相纠告，知其所获者小，所丧者大也，圣之至也。.cOm”“父子相为隐”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在后代都有所发展，且对古代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深远。汉代公羊学派将“父子相为隐”原则拓展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史家究竟应为尊、亲、贤隐讳些什么呢?《春秋谷梁传》作了回答：“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即凡是有关尊、亲、贤的羞耻、罪过、不足之处都应隐而不言。此后，隐讳成为饱受争议的史书书写传??。正直的史学家挞伐隐讳原则，坚持善恶必书，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有些史学家撰史时则隐讳曲饰，如陈寿《三国志》对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隐讳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其对隐讳源流进行了总结：“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另一方面他首次总结并提出了有关自传的隐讳理论：“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当然自传的隐讳有着伦理、政治、礼法、个人名利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刘知几未作深究，兹分述之。 　　一、伦理因素与自传的隐讳书写 　　自传所叙述的事实可分为自我事实与他人事实两类。自传涉及到他人他事时也多有隐讳，并且自传对他人特别是尊、亲、贤者的书写忌讳更甚于正史列传。如果自传对尊、亲、贤者的不体面之事不加隐讳则会备受责难。如刘知几就曾批判王充自传彰显长辈之恶：“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对王充彰亲之过的行为进行批判者不乏其人。清杭世骏《论王充》文日：“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日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日幸哉有子若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王)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2册)清王龙文《史佩》“王充”条云：“呜呼，叶公证父攘羊之说，犹见非于孔子，若王充者，其可谓非妖变之尤大者乎?末世无父之言，充盖作之俑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2册)可见在自传中彰亲、尊、贤者之过会因为触犯人伦教条而背上不忠不孝不敬的罪名而备受批判，因此作家们不得不采用隐讳书写策略。 　　古代自传为亲者讳的现象较多。如苏辙自传《颍滨遗老传》言：“父日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全宋文》第96册)隐居一般被视为淡泊名利的高尚品 德，但苏洵并非如此，相反其一直在积极求取功名。欧阳修《苏君墓志铭》言：“(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全宋文》第35册)可见苏洵至少参加过三次科考，惜皆未中。苏洵以后虽未再应举，但先后上书欧阳修、文彦博等谋官。父亲多次应举未中与屡屡请托求官，毕竟不是光彩的事，苏辙将此隐讳不言而将父亲的乡居生活形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