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论文.docVIP

　　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论文 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论文联盟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