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宣王料民与西周的人口统计的论文.docVIP

　　浅析宣王料民与西周的人口统计的论文 　摘要：在我国人口史上，关于2800年前的宣王料民，学者虽提出过种种推测，却一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说明。它不是旧制度的复兴，不是对逃人的缉捕，更不是解放奴隶。它透露出来的是西周的人口统计方法，由于人口数量在当时是国家的重要机密，通过间接的方法进行人口调查，在古代世界各国这是相当普遍的人口统计方法。 　　关键词：西周人口；周宣王料民；人口统计 　　　　　　　　　 　　《国语·周语》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于是乎又审之以事，王治农于籍，搜于农隙，耨获亦于籍，弥于既蒸，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 　　这是一段关于西周人口统计方法的记载，然而自韦昭以来，历代注《国语》者皆未给出透彻的解释，致使20世纪以后撰写的通史、断代史、人口史关于西周的人口统计大多言词恍惚、不得要领。例如吕思勉先生的《先秦史》在叙述《周礼》的人口统计制度后说：此等政令，使皆能奉行，民又何待于料?则知宣王之时，政令已有阙而不举者矣。不特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则自献公以前，未有户籍也。 　　此话前一部分的意思是如果《周礼》所述人口统计确为西周制度，那么必定是到宣王时人口统计已久废不举，故宣王之料民乃振废起弊；后一部分又据《史记》根本否认西周有过人口统计的事实。.如果宣王料民是振废起弊，仲山父则没有理由出来反对，而作为一个国家从来不知自己统治着多少人民，更是荒唐到无以复加。许倬云《西周史》列举了三种推测，第一种推测认为当时西周人口的实际数字与官方统计已严重不符，所以宣王料民是核实人数，他说：仲山父的一番议论透露了若干消息，一方面他指出“古??”如何如何，说明不必经过户口调查。人口统计的资料，已在掌握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户口的数字已经少了，何必又大举调查以示弱。实则宣王为了丧师之后要作一次“国势调查”，若仲山父议论的古制仍未失去功能。宣王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大约实际人口与官府记录已有了差距，宣王始不得不料民。很可能仲山父也预见“料民”的后果是人口太少，或人口减少了，遂有何必示人以弱的议论。 　　但是许氏未敢必信自己的猜测，所以他受了铜器铭文的启发又提出一种补充性解释说：大克鼎的铭文列了一串赏给克氏的田地人民，其中有一项是“井人奔于”。白川静以为可释为原属邢氏而逋逃的臣仆。这段解释如果成立，则不仅有逋逃，而且缉获之后，逃户可降为赏赐的人口，至于料民之举是否也隐含缉捕逃户，则史料不足，未敢妄说。 　　倘如此说，宣王料民则由一种长期稳定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变成一次偶然的事件了，况且《左传》昭公七年楚人芋尹无宇引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则缉捕逃人是周人的祖宗之法，仲山父也没有理由提出反对。该书还列举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又有人以为宣王料民与另一件不籍千亩的事情都指宣王解放了奴隶，使他们变成了有户籍、纳地租的农奴，但史料原文实无丝毫可以引申为此种“政治改革”的证据。 　　最后这种解释引自大陆学者李亚农先生，那是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产物，当时大家都喜欢把古书上一些不易理解的史料说成社会变革的佐证，至于如何理解，则见仁见智。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 《周礼》这本书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它编成于战国时代，却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仲山父的那段话。例如他讲到西周人口统计的古制时说：“司民协孤终”，《周礼·秋官》确有“司民”一官，他的职务是“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司民人口统计的范围覆盖了整个王畿，但他每年仅仅“登下死生”，即生者著之，死者削之就行了，因为根据历年人口簿书，他很容易就知道当前的人口数字了，“登下死生”就是“协孤终”。又如“司徒协旅”，《周礼·小司徒》说：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使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物，以岁时入其数，以施政教，行征令。 　　司徒是教官，他的行政必须有一套组织系统，这个系统于六乡叫做州、党、族、闾、比，于六遂叫做县、鄙、郧、里、邻，在西周寓兵于农制度下，每户出正卒一人，就形成军、师、旅、卒、两、伍的军队编制。这虽然只是制度，实际情形并不能与它完全一致，但司徒 却不难举出军之数推算现有的户口来。这就叫“司徒协旅”。仲山父的话里还提到“场协入”、“廪协出”，《周礼》也有“场人”和“廪人”二官。场人负责征收各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