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二次伤害与自我矫正——以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为例的论文.docVIP

　　媒体的二次伤害与自我矫正——以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为例的论文 沉默半月后何以成新闻 　　《底层的懦弱》是我发表在2011年第45期《新民周刊》上的报道，聚焦了2011年10月22日发生在深圳市宝安区河东社区的一起“联防队员”强奸案。我在文章的开篇中就提到“这起强奸案从三名涉案当事人命运发生交集开始就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迹发展”，其实，回顾这起新闻事件发酵的过程，我们亦可发现，这个新闻从媒体介入之初开始也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迹发展。概括地说，对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报道充分暴露了媒体三个方面的问题——新闻采访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新闻报道的尺度与新闻解读的能力。 　　请恕我用“新闻事故”来定义这次新闻报道事件。按照新闻“5w”原则，我们有必要先在这里以最简洁的方式梳理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脉络：2011年10月22日夜，深圳市宝安区河东社??，安徽籍外来人员王娟（化名）被同乡杨喜利当着丈夫杨武（化名）的面强奸，杨武报警，杨喜利归案。 　　如果依照目前新闻媒体的新闻价值评判标准，这样的案件根本就算不上是新闻，这正是事件发生后长达半个月，尽管受害者的丈夫杨武多次向驻深圳的多家媒体报料，却始终没有一家媒体前来采访的主要原因。但这个案件后来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直至蜂拥而至，并随着媒体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闻事件，是因为案件除了上述最基本的“5w”之外还存有几个“敏感点”——1.杨喜利是联防队员；2.当晚杨喜利在杨武家打砸，暴力胁迫、调戏王娟时长近一个小时，杨武始终躲在杂货间不敢出来搭救，直至最后目睹妻子被强奸，才犹豫再三报了警。. 　　有了这两个敏感点，新闻的价值骤然凸显，联防队员的“恶”与丈夫的“懦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是人性中的两个极端。我后来的调查发现，杨武在案发后不断向媒体报料只是出于一个最朴素、最无奈的目的，那就是杨喜利的家人因为杨喜利的被抓不依不饶，追到杨武家门口辱骂、威胁，杨武想摆脱这个困境。但杨武没想到的是，当他屡遭媒体拒绝最后求助到南方都市报时，这两个敏感点被记者成希捕捉到了。 　　按照成希后来对我做的介绍，他在发稿前曾努力就案件的相关细节做过多方的反复求证，但最终由于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种种不可抗拒力，新闻元素的采集未能尽善尽美。 　　2011年11月8日，关于此案的报道在网络上被冠以《女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未敢做声》的标题火热传播，这是关于此案的第一篇报道，平静由此被打破。读者们对杨喜利这个有着公权力色彩的联防队员的暴戾义愤填膺，但更不解于杨武何以如此“懦弱”。 在看到这则新闻后，人们对杨武这个“史上最懦弱的男人”所表现出的愤怒显然超出了对杨喜利的憎恨，针对杨武的恶评如潮。新闻价值置于今天的社会生态，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强奸案已经算不上是新闻，甚至联防队员作恶也已算不上是新闻，倒是杨武所表现出来的懦弱实在是“非常人所及”，最大的新闻价值恐怕还是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社会背景，就是人们的无力感在加剧，也就是说当这个新闻中出现了“杨喜利是联防队员”这个元素后，人们会很快发现或多或少都可以从杨武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喜利的恶尤其是杨武的懦弱便被不自觉地放大，媒体人首先也是社会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也会遭遇普通人一样的不如意，因此，当遇到这样的新闻信息时，恐怕也是很难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从情绪中跳出来，冷静、客观地还原并思考新闻本身。 　　必须承认，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在新闻基本事实方面并未失真，采编人员也准确地把握住了新闻点，但正因看到了这个新闻的真正价值，在处理过程中为了突出它而过于刻意地从细节上强化了杨喜利的恶与杨武的懦弱，以至于在报道尺度上出现了偏差，比如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强奸案发生时的场景、声音、动作、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等等。 　　也许记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声音来证明强奸的行为当时确实正在发生，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并非新闻本身所需，即便动作，除非它关系到案件的定性，一般也不必多作描述。至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南方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当时主要集中在杨武身上，确实，弄清他的心理活动对这个新闻而言至关重要，但显然报道过于草率地给杨武的行为下了懦弱的定义，并直接加入了记者的感情色彩，斥责杨武：“你太懦弱了！” 　　因此，我认为这个新闻从一开始就在沿着一条不太正常的轨道发展，成希本想做跟踪报道，深入挖掘更多杨武、杨喜利的生活背景，以探寻杨武“懦弱”的根源，只是后来不得不停止报道。 　　新闻采访应回避二次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希第一篇报道的欠缺或可理解。但2011年11月8日，也就是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诸多媒体的表现却不由地让人失望、寒心，甚至愤怒。前来抢新闻的媒体记者们蜂拥而至，生硬地闯进杨武家，将20多个平方米的电器修理铺围得水泄不通，录音笔对准了杨武，话筒与镜头更是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