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docVIP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 卢娜 内容提要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是“新红学”初期重要著作之一。讨论了王国维的思想如何与叔本华理论、《红楼梦》产生共鸣，并探讨以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该批评方法的优点及其不足。 关键词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叔本华；哲学1903年夏，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产生了兴趣，并于1904年7月撰写了《〈红楼梦〉评论》，是为“第一篇完全引用西方哲学及文学之理论而写成的中国文学批评专著”。[1] 王国维的天赋秉性影响了他的哲学取向。自日本归国后，王国维开始了“独学之时代”，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又常常考虑人生之问题。而叔本华哲学正是将传统的形而上问题与人生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一门学说，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也很容易引起王国维的共鸣。当是时，王国维接触哲学不久，他受叔本华学说的影响，并非系统学习以后有所偏爱，乃是自然巧合的结果。 中国的古典小说很多，何以王国维偏偏选择叔本华的学说以阐释《红楼梦》呢？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称：“吾国人之精神，时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正因为《红楼梦》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精神相合，并且《红楼梦》描写人生，故而是“哲学的也，宇宙的也，国民的也”。[2] 然而，小说有《水浒传》，戏曲有《窦娥冤》，这两部作品也是描写人生，也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为什么不选择它们呢？不仅在于这些作品中的悲剧不是“由于剧中的人物之位置及关系不得不然者”，[3]还在于这些作品并未揭露人生的本质，揭示解脱之道。 叔本华以为意志是表象的本质，身体也是表象之一，处于意志的控制之下。肯定生活意志，就需忍受痛苦，达成生活意志，就到达无聊的境地，是故人生就在痛苦与无聊之间互相摇摆。 叔本华认为所谓“意志”，也就是康德的“物自体”，“它是一切表象，一切客体和现象，可见性，客体性之所以出。它是个别（事物）的，同样也是整体（大全）的最内在的东西，内核。它显现于每一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力之中。它也显现于人类经过考虑的行动之中。”[4] 而要摆脱意志的束缚，一种方法是遁入艺术，以求暂时的解脱，另一种是舍弃欲求，摆脱意志的束缚。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实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5]其精神存于解脱，正与叔本华学说的意旨相合。 以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首先是以《红楼梦》本体为研究对象。评点派与索隐派是旧红学中比较重要的流派。且不谈评点派。清末民初，正是索隐派盛行的时候。 1915年，蔡元培作《〈石头记〉索隐》，以《红楼梦》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俞平伯评其方法为“逆入”，即求索作者所隐去的真事，并同意胡适讥索隐派“猜笨谜”的说法。[6]实则蔡元培亦有其道理，他推求所寄托的人物，共有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故余英时认为广义言之，索隐派亦属历史考证。然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旨在宣扬民族主义，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7]《红楼梦》在此书中只是历史考证的史料。 新红学中，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至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自传说”成为主流，“曹学”遂成为“红学”重镇。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自始至终以《红楼梦》为文学作品，强调《红楼梦》的美学价值，虽然有以文本印证理论之嫌，却不失为一篇杰出的文学批评。 其次王国维引进了西方的哲学美学观点作为指导，解读《红楼梦》，是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一大创举，也是学术现代化的开端。 然而，以叔本华哲学解释《红楼梦》，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是《红楼梦》的续作问题。成书之时，虽有俞樾《小浮梅闲话》行世，但后四十回的高鹗续作说还没有大行其道。而王国维所引《红楼梦》文字，大半出自后四十回。以后四十回来说明全书的宗旨，未免有些不可靠。王国维举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为真正解脱之人，又举芳官之出家为证。这些情节均出于后四十回，以此来论证真正的解脱之道，显然是不可靠的。 幸而《红楼梦》续作还是与前八十回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忽略部分细节问题，《〈红楼梦〉评论》还是可以自圆其说。 其次是《红楼梦》毕竟是一本古典小说。叔本华学说与《红楼梦》有偶合之处，两者都有来自印度哲学的部分，但是《红楼梦》作者并不是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而作此书。因此以叔本华哲学阐释《红楼梦》，不免有牵强之处。例如王国维论贾宝玉之“玉”乃是生活之欲的代表，在文本中并无充足证明。 对此，缪钺解释道： 曹雪芹作《红楼梦》时虽未必有此意，而王静安评《红楼梦》则未尝不可作如此想。盖文学家与哲学家不同，文学家观察人生，由于直觉，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其天才之表现，在乎描写之深刻生动；哲学家观察人生，则用理智，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