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青少年教育：历史、概念及借用.docVIP

PAGE  PAGE 13 面对青少年教育：历史、概念及借用 　　一、回顾与问题 　　从学科划分上看，有关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一般会将之归入教育学的范畴。当然，这也并不绝对，至少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这也曾经是引发其高度兴趣并充满激情投入的一个话域。只要简单地回顾下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一些标志性著述，如20世纪50―60年代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威廉斯的《环绕国境》（后来编成）与斯图亚特?霍尔的《通俗艺术》，以及70年代青年亚文化时期出版的保罗?威利斯的《学会劳动》、格雷汉姆?默多克的《大众媒介与中学》、迪克?赫布迪奇的《亚文化》，以及CCCS集体合著的《通过仪式抵抗》等，便可以见出其在这一领地所留下的斑斑印迹。这种话题性关联不仅直接引动了文化研究的出场，而且也为其整体理论的构形提供了一方向性的草案。 　　回溯文化研究的这一段经历，当然是颇具意趣的，其中有两个问题最能拨动我的神经：一是，为何青年教育与文化的问题会受到如此频繁的关注，以至于成为文化研究拓荒之旅中的重要起点之一，而其时赖以论证的概念性基础又源自何处？二是，在中国，虽然文化研究自引入迄今也已有近20年的光景，然而我对青少年教育的一般性问题却少有涉及，在这一时段里，我们更多地还是追逐后期出现的那些话题，那么如果想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的话，几十年之前曾为早期文化研究学者所演绎过的一些概念性命题是否还有引以为鉴的意义？ 　　解答这样一些问题，需要返回更久的历史之中。 　　在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有一对该论题的追溯，在他看来，在英国中小学教育中，自19世纪以来便存在三大不同的诉求，即“公共教育”（publiceducation）、“工业培训”（industrialtrain）与“人文主义”（the oldhumanists）。“工业培训”，概括而言，也可等同于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即主张将青少年的教育纳入一种国家实用主义的框架中。“人文主义”则属于一种倡扬更高精神素质的精英主义教育观，与此同时，既然怀有某种“更高”的精神目标，那么就需要预先有一套“辨识”的意识，以便将好的文化与坏的文化精心地区别开来，因此也可以将这一原则的倡议者称为是“辨识派”，其在20世纪30年代后的代表人物便是大名鼎鼎的F.R.利维斯。“公共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基于公平理念的教育思想，主要与左翼的学说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像英国劳工教育协会（TheWEA）等所从事的便是这样一些工作，其思想与实践也显著地体现在如R.H.托尼等的身上，主张将更多的教育机会与更好的教育内容给予那些缺乏机会的底层阶级后代。据其主张，也可以称之为“供给派”。从威廉斯的这一梳理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所谓的三大派在教育上的论争其实反映出的也是整体上的文化政治论争的一个基本面貌，因此而会受到各派的集中关心，并一直延续到了50年代。 　　从大的思想系谱上加以归类的话，文化研究创建期的那些学者基本上都源自于左翼，因此其所秉承的便是公共教育派的思想传统。既然如此，也就很自然地会将“阶级”的概念作为其教育观察与论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甚至还会将自己的生活实践直接与底层教育联系在一起。虽然实用派与辨识派在意识中也不会对阶级存在的现象视而不见，但是出于自身的立场与利益，却又会在自身的理论设定上或对之采取有意漠视的态度，或对阶级论的表述加以强烈的抵触。 　　当然，我们仍需看到此时已出现的一些变化，即在50年代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文化研究学者也显示出了其有别于旧左翼的思想路线。从一种大的教育理念上看，旧左翼的许多思想其实也有与实用派与辨识派相通之处，这就是将教育视为是一种塑形的过程，故此而将对青少年的教育视为是一种“供给”。而文化研究创始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则几乎有悖于之前所有的教育理论，从而将被教育的主体首先置于反塑形的位置上，并提出了“抵抗”性的理论观点，希望以此而构建起了一组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向。其间当然也有一个逐渐过渡与形成的过程。先不论其抵抗的观念是否合理，至少从这个基本点上，我们已可见出文化研究在教育问题上的特殊定位，以及所持立场的特立独行之处。 　　当然，在以阶级为主导的话题下，也有几方面论述也处在变迁之中，一是，对“抵抗”的表述至后来日益突显，并至70年代发展到极致，这也与“68风暴”前后整个欧洲思想的突变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以“阶级”为核心的论述至后来已开始逐渐地过渡到以“意识形态”为核心。意识形态的概念本来并非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中的固有命题，而是在70年代之后随阿尔都塞学说的引入而渐次流行，并趋于炽热化的。虽然它的出现并未立刻替代阶级的视角，而是在更多情况下将阶级的视角包容在内，这说明两者之间也是可以互容或交合的。但是相较于较为单纯的阶级提法，意识形态理论更注重于从整体的结构出发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