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权的外流.doc

农村土地权的外流 一、江村的土地权如何流出农村的 民国二十五年，我在江苏省太湖边上的一个农村中(以后称作“江村”)调查该地人民的经济生活。 当时使我十分惊讶的就是这村子里有80％以上是租别人田来耕种的佃户，这村子有一半以上的地权是握在我一个本家的手里，他是住在城里的，连他自己的田在什么地方都不晓得。我曾想：江村一般的农村简直可以说是个佃户的村子了。农村土地权已大部外流到住在都市里的地主们手上。 农村土地权怎样会流到都市里去的昵?换一句话说：农民们怎样会把田卖到城里去?我在江村见到一只可怕的魔手在那里活动，那就是高利贷。说起了江村的高利贷，那真把初到农村里去调查的人吓住了，我当时曾记下这可怕的事实： 一个不能交付地税的人，假如他不愿意在监狱中过冬，就非借钱不可。高利贷者的门户，对他是开着的。从高利贷者那儿借来的钱???是以桑叶的数量计算。在借贷的时候，根本便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的市价。高利贷者，以已意断决桑叶的价格为7毛钱一担。譬如借7块钱，就说借了lO担桑叶。借款在清明便要还清，至迟不能在谷雨之后。借款者要付还的钱，其数目的多少，决于当时桑叶的市价。譬如市价要3块钱一担罢，那么在10月借了7块钱或10担桑叶的人，到了第二年4月，便要还30块钱。在这五个月之内，这位债户所付的利息，是每月六分五。到了清明的时节，丝季才开始，村里的人，是拿不出钱来的。在冬季要靠举债度日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大约也没有力量还债，因为在冬季的几个月内，村民并没有生产的工作，除却做点小本生意之外。在这种情形之下，债户可以请高利贷者延长借款的期限，所借的钱又用稻米的数量来折合。不管市价如何，稻米以5块钱3“蒲式耳”计算。还债的期限，于是延长到10月。到了10月，米价便以7块钱3“蒲式耳”计算。总计起来，在10月借7块钱的人，到第二年10月，要还48块钱。平均起来，借贷的利息每月五分三。假如债户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能把债还清，期限可就不能延长了，他只能把田契移交给高利贷者。田地的价格，是30块钱一亩。从此他不是债户而变为永久的佃农了。(见《江村经济》) 在这一段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农村土地权的外流和都市资金流入农村是一回事的两方面。高利贷的泼辣不过是加速这一个过程罢了。 二、R．H．Tawney的一个解释 当我想要解释都市资金向农村中流入，农村中土地权向都市流出的现象时，就记起Tawney教授在他所著Land and Labour in China一书中所提出的意见来了。他说： “至少有些地方，正发生着一种现象，就是离地地主阶级的崛起，他们和农业的关系纯粹是金融性质。”这种现象常见于都市附近的农村中，他说：“住在地主在大都会附近的地方最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农业中——广州三角洲上有85％，上海邻近地带有95％的农民据说全是佃户——住在地主最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到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据说有2／3的农民是地主。这些地方是中国农业的发祥地，工商业的影响很小，土地的生产力太低，不足以吸引资本家的投资，而且农民也没有余力来租地。” 江村是离上海很近的一个村子，太湖流域又是江苏有名的肥沃地带，因之，我觉得我在江村实地的调查，正可以用当地的材料来证实Tawney的说法。于是，当我写《江村经济》时就把他的意见引用了。在那本书上我说过：农村吸收都市资本的能力是倚于土地的生产力和农民一般的生计。生产力越高，农民生计越好，吸收资本的能力也越大，住在地主越少，离地地主越多——这也就是Tawney的意见，用以解释都市附近农村土地权外流的现象。 后来我到了云南，在离昆明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子里调查(以后称作“禄村”)，见到了一个和江村可以对比的农村形式。在禄村虽则有一半人家是租着些田耕种的，但是自家有田的却占全村户数的69％。禄村经济结构的中心是一辈住在村里的小地主。最大的地主只有65工农田，约合25亩，禄村村子里的人很少把田租给人去种(约占全部私家所有田的8％)。佃户们所租得的大部是团体的公田。 城里地主们在禄村所有田也很少(约占全部经营面积40／o)。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离地地主最不发达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权绝少流到市镇中去。我在禄村既得到这一个和江村相反的形式，正可用以校核Tawney的意见了。让我们先来看看江村土地生产力是否比禄村高?三、J．L．Buck的数字若是没有机会在云南农村里实地调查的人，要回答上述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是去查一查Buck教授最近的巨著Land Uti／／zation in China。在这本书里，他详列中国各地农村所植农作物的产额，可以给我们很方便的参考。可是在学术工作上想贪图方便，时常要吃亏的。我在这问题上就引起了很多麻烦，不妨在此一提。 据Buck调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