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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多元认知的国家整合 张文木 作者按语：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不管它如何分化，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整合。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代中国社会认知呈现多元变化的特征，这需要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加以整合。在这方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既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又要有利于国家在全面推进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任由社会认知分化继续扩大，则将面临社会动荡的大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 经济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是社会认知分合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及由此进入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时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协调，造成了中国的社会认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分化。结合时代的变化，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原则不动摇的同时，探索用新的即公民国家的形式下整合新时期的中国社会认知是必要的，其最终目的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新时代、新问题、新概念 19世纪50、60年代，西方欧美国家市场经济普遍兴起，自由资本主义正处上升时期。其间，这些国家尤其是象英国、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过中产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兴起的现象：前者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后者则是由经济追求利润而产生的两极分化的扩大。这种历史现象今天也伴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来到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与之而来的是中国在生产效率迅速提高的同时，社会公平的天平日益失衡。在人们为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而兴奋的时候，人们也在为日益扩大的基尼系数及由此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而担忧。如果我们在人均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上介入基尼系数参照，就会看出今天中国发展也在重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早期出现过的经济发展和两极分化分裂式同时并进的历史过程。 一般说来，一定程度乃至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以资本运营为核心动力的市场经济初期阶段出现的必然现象。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研究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而在于研究中国可承受这种社会分化的底线，以及研究最大限度地消除或减小这种现象的规模及其对国家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方法。以前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现在则轮到生产力发展破坏了表现为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的生产关系。因发展而不能发展，则成了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及由此进入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时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上述不协调现象，造成了中国的社会认知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如下四方面的分化： 一是自由主义意识。这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90年代很有点声势，21世纪初在中国颓势凸现，但在国际上仍有广泛的影响。 二是公民权利意识。 三是民族主义意识。 四是阶级斗争意识。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目前所发生的社会转型有关。市场经济导致自由主义与公民意识强化，国际霸权主义压迫导致中国民族主义强化，两极分化导致阶级斗争理念的复归。这几种意识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如让这种分化继续扩大并不被国家整合则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大危险。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是对国内意识形态有高度整合力的国家。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而事实上，意识形态，不管它如何分化，从另一方面看，也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整合。 整合这些认知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它们——除了它们的片面和极端形式——的共同点是承认国家是中国人的命运共同体。 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人的自决权即人权，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民族自决权。理论上说，这两大权利在国家建成后实际上已经通过各民族之间的契约形式转化或让渡为依托于国家主权的公民权。“一个国家中只能有一个契约，那就是结合的契约；而这个契约本身就排斥其他一切契约。”目前世界上还鲜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及其有效的个人自决权，也不会有高于公民权的人权。因此“公民权”是整合“人权”和“民族自决权”的合理概念。未来中国公民的人权的诸形式即个人自决权、人民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只能统一于法定的公民权之中，公民权又统一于国家主权之中。公民权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权利，而主权则是相对于联合国权力——尽管这种权力非常有限——的权利。 公民权是现代人权的外观，其法理前提基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只有对国家尽比如纳税、效忠等义务的人权才有要求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只有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才会得到人民代表的进一步授权和支持。没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互动是不行的，没有公民义务与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