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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比较背景下的教育观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家的最根本的职能是解决教育问题，这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教育对于国家、对于全人类，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其教育体制有着至少3000年的历史，与西方的教育体制有诸多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们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时候，往往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将这种讨论放到中西文化比较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然而，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远非本文所能容许的篇幅所能包容，所以我这里仅就比较重要的若干概念进行了抛砖引玉式的探讨，并非面面俱到的系统陈述，这是需要首先说明的。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系统论。 　　许多学者断言，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国民素质，这无疑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说法终嫌笼统，并没有给我们多少新知，同时也缺乏实际操作价值。—因为什么叫国民素质，这是需要更多更充分的定义和指标来加以限定和说明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国民素质。同理，教育的目的可以有很多很多。按照我的理解，教育的目的绝非单一的，而是由许多目的，包括抽象目的、具体目的、远期目的、近期目的、外向目的、内向目的等等构成的目的系统，是一个在若干不同层次上、受不同时空条件制约、在相关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也会随之改变的变动不居的目的群。在这一目的系统中，有的目的是主要目的，有的目的是次要目的。但是，这些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相关条件改变之后，原来的主要目的有可能转变为次要目的，而原来的次要目的也可能转变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教育目的是多向的，可变的。我把这种理论称之为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系统论。 　　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目的多向(元)互补论意味着教育目的的多样化和时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系统中的最关键的东西加以简单介绍，这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最高目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也分为许多种类，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下述三类。第一，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模塑涵养出最高的人类德性或最理想的人格；第二，教育是要陶冶出具备尽可能完善的知识系统的精神个体；第三，教育是要培养出具有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技能与发明本领的能工巧匠。 　　那么，教育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呢?教育的最高目的包括在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中，这就是上述根本目的中的第一类目的：模塑涵养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当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对于德行或人格的理解与规定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什么是最高尚的人类德行或最理想的人格?副词“最”意味着比较，意味着除最高尚的德行外，还同时存在若干种别的比较高尚或比较理想的人类德行或人格。在现代社会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类德行或人格无疑是中国传统德行和西方传统德行。我们只要将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德行进行比较，就知道哪一种更有资格称为最高尚的人类德行了。能代表中国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可以说是仁、义、礼、智、信这一套伦理观念。而能代表西方传统高尚德行的价值指标则是在西方社会中被特别强调的四种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cadindViduee)：勇敢、节制、正义和谨慎。其中勇敢被西方人看作是最重要的品德，放在第一位。而在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是仁。仁者人也、爱也。把仁爱作为普遍价值由血亲成员推而广到一切人，’这和西人的把勇敢作为最重要的品德标准相比，无疑要更符合全人类的道德追求。勇敢不是中国人最赞扬的东西。在中国道家的学说里，勇敢这种品格甚至受到排斥；老子认为“勇于敢则杀”，断言好勇斗狠者多半没有好下场。当然，中国传统价值观也并不排斥勇敢，例如儒家还主张忠、孝、廉、耻、勇五种品格。但只有出于正义的勇敢才是得到肯定的，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匹夫之勇是受到谴责的。要注意儒家把勇敢放在五种品格的最后，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把勇敢放在四种品格的最前面。单单是这一区别，就足以让我们看清中西文化中两种几乎对立的道德价值指向，而这种价值指向不用说贯穿了中西的两套迥然不同的教育体制。我们无须说西方人的上述价值观是错误的，因为价值观的产生是各民族应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的挑战而逐步形成的，均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在西方人的文化大背景下来看待西方人的价值体系和与之适应的教育体制，它们是成功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在一更广泛的背景下，例如全人类的大文化背景下，通过文化比较的方式来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教育的最高目的而言，中国传统的教育目标无疑是相对最理想、最美好的，尽管其教育内容必须应对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加以修正。我们非常清楚，在中西文化对峙的格局中，要成为真正的经济与军事势力的强者，西式的教育体制是最有效的。不过，人们往往忘记一个事实：有效和美好之间是有区别的。从个别国家角度看，把追求效率看得高于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全人类角度，或者说世界性角度看，，教育仍应该把追求德性上的完美看作最高的努力目标和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大胆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