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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场性骚扰说不！ 　　第一次到上海出差的古莱无心欣赏道路两旁的夜景，她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怎么得体又巧妙地避开驾驶座上总经理不断试探的肢体接触。多次提出回程要求后，古莱终于被送回了朋友的住所，但她没想到，这只是“被骚扰”的开始。 　　这是古莱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外省人古莱希望这份工作能稳定一些，更重要的是，她想通过这份工作在这个城市扎根。 　　和古莱一样，被骚扰的对象往往初入职场，其中年轻女性是主要受害者。这群年轻人处于职场生态的弱势端，她们的工作刚起步，不敢得罪上级，对越界的行为感到害怕和厌恶，却又不敢出声反抗。 　　古莱回北京后，上级对她的骚扰方式变成了不间断的微信语音和图片。尽管感到不适，她仍会对这种“关心”选择性地回复，“我得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考虑，只要不是太过分，我还是不想把大家的关系弄僵。” 　　这种想法或许代表了一部分面对职场性骚扰的人，尤其在一个对性骚扰不够重视的环境中，员工的自我保护显得很无力。 　　前段时间被放大讨论的民生银行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机构负责人在抛出“橄榄枝”未收到预期回复时，以不给转正来要挟试用期员工。更让人吃惊的是，当受害员工向人力资源部反馈并举报时，事件却以“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而轻描淡写地被处理掉了。 　　企业这种遮掩的态度滋育了职场性骚扰的发生，而另一方面，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对性骚扰的界定也并不清晰。君合律所律师冯明浩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在反性骚扰方面的法律支持基础仍然很薄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反性骚扰法或者两性平等法，也没有像美国一样高额的惩罚性赔偿。惩罚的结果往往是对方离职和一笔低额赔偿―然而这可能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和受害者的实际损失相比，这样的赔偿微不足道。 　　保护机制的不完善和惩罚力度之小让施加性骚扰的人肆无忌惮，相反地，受害者却选择忍气吞声。这个现象从全球范围来看都是如此。2015年，汤森路透基金会和洛克斐勒基金会共同调查发现，20国集团（G20）国家中近1/3的女性在职场上遇到过肢体或网络骚扰，其中，61%的人从未或鲜少举报。 　　大部分人在遇到性骚扰的时候，会选择息事宁人，但这往往会让对方得寸进尺，甚至造成骚扰升级。中智EAP高级咨询顾问毛寒晓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受害者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哪些行为属于性骚扰的范畴。 　　法律条文中对于性骚扰的界定并不明确，事实上性骚扰的本质在于，它违背了员工的自由意志，行为令人排斥，换句话说，如果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很可能就已经构成了一种性骚扰。具体来说，文字、肢体、图片、声音等都是构成性骚扰的要素，另外，影响工作表现、令人感到不安全，或者带有歧视性的工作环境，也能构成性骚扰。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甚至把针对他人性别的冒犯性言论也归为性骚扰。 　　遇到性骚扰时，公司人该怎么办？ 　　性格温顺的古莱是个几乎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而在其遭遇的性骚扰事件中，不明确拒绝是骚扰得以持续的核心因素。根据毛寒晓的咨询经验，如果在骚扰出现的一开始就明确喊停，告知对方“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不舒服”，90%的骚扰者都会停止下一步行动。 　　“一旦对方的行为让你觉得不舒服，就要大声说出来。”毛寒晓认为，从长远来看，拒绝并不会比忍受让个人在职场上损失更多，况且，大部分骚扰者之所以肆无忌惮，正是利用了弱势方不敢声张的心理。“在工作中如何让他人认为你不是一个能随便骚扰的对象，这很重要。”有意思教练是一家专注于分享职场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公司，创始人高琳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保持自信的姿态可以有效减少成为被骚扰对象的可能。 　　性骚扰中最常见的是“等价交换”，其中尤以上级对下级的骚扰为多，负责人往往会利用手中的职权，许以下属更好的职业发展，反之，则会给予处罚，因此性骚扰的代价是一种利益交换。 　　受到性骚扰后，一方面要立刻喊停，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利益。一旦你的利益可能受到侵犯，不管是会对你的工作产生影响，还是对你的个人生活产生影响，都应该通过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 　　制度完善的大公司中，通常会有一个类似职场道德的组织，他们负责独立调查。接听电话的员工是独立的第三方，或是HR部门的员工，他们都经过培训，知道如何界定性骚扰。 　　可口可乐西安分公司的HR罗昊苏认为性骚扰事件在其公司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可口可乐把反对性骚扰写入了公司的制度中，并与奖惩挂钩，这在入职培训时会明确告知员工，“这是我们的红线，一旦发现，不再雇佣。”罗昊苏说。此外，公司的办公环境公开透明，比如隔间的设置采用玻璃门，公共场所安装了摄像头等。 　　冯明浩认为，制止性骚扰是企业的法定义务，“反性骚扰的主体责任在于用人单位，只有公司重视，才能真正遏制职场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