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乐高教育比积木还红.docVIP

在中国，乐高教育比积木还红 　　用乐高积木搭出不同类型的建筑，旁边放上可以模拟不同地震等级的地震模拟器，一次次搭好测试，从中归纳到底什么样的建筑具有更好的抗震能力。这不是地震研究所的实验，而是嘉兴实验小学六年级的一节科学课，题目是“设计一个坚固的建筑”。 　　同一时间，这所学校的另一个教室里，正在上数学课的二年级学生的课桌上也摆着乐高。讲到“对称”一章时，学生要亲自用积木搭出自己想象出的对称造型。“他们不止在认识对称，也在创造对称。”嘉兴实验小学校长张晓萍说。 　　至于语文的上课方式就结合得更好了，乐高有专门的故事套装，让学生先自己想故事，然后搭故事场景，再把故事讲出来，就完成了一节语文或写作课。 　　4000多名学生、91个班、几乎所有课程都用乐高上课，嘉兴实验小学已经这么做了十多年。 　　乐高大概也没想到，自己在中国最有根基的业务不是玩具反斗城里的乐高套装，而是课堂里的乐高教育―30年前，为应对电子玩具的挑战，陷入生意危机的乐高开始从玩具行业转移到教育领域。这个名为“蓝海行动”的计划，将乐高的战略从一个生产教育产品的公司，转变为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司。连它的公司名字内涵也变了，丹麦语LEGO的意思原本是“好好玩”（play well），日后，它便逐渐扩展为“在玩中学习”。 　　在乐高内部，乐高玩具和乐高教育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业务线。乐高玩具主攻零售市场，而乐高教育则跟教育市场打交道，包括校内的课堂，也包括校外的兴趣班。零售和教育两个业务甚至连生产线都是分开的―它们的产品由不同的团队设计，也不在同一个工厂生产。 　　在本土市场丹麦和最大市场美国，乐高教育都是跟随玩具零售生意的繁荣而发展起来。但在中国市场，这个逻辑刚好反过来，是各种乐高兴趣班在中国的兴起带动了乐高玩具的销售。 　　“已有2万多家学校在使用乐高上课，这还是前几年统计的、尚未更新过的数据。”乐高教育中国区总经理陈佼莉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2004年，中国教育部开始在部分城市启动教育改革，在语数外等基本学科之外增设拓展性课程，至于拓展什么，由学校自己决定。一些学校选择了跆拳道、艺术类课程，也有的选了乐高。借助这条规定，乐高教育在中国的经销商把教具送进了上万家之前从未踏足的校园。 　　而在学校体系之外，没有任何行政规定，自发把乐高零件摆进教室的，还有数以千计的校外培训班。 　　两年前，上海的童心严开始在家门口的棒棒贝贝上乐高班。每半年，他就会升一级，进入更高阶的小组。他现在最重要的玩具只有两个：iPad和乐高。 　　“第一年太太报名时我还觉得浪费时间，第二年我就主动给他续费了，他搭积木能坐下来。”童心严的爸爸童荣说。每年，为了童心严上乐高班，童荣要缴7000多元学费。每次去国外回来带给儿子的礼物，也必有一套乐高。 　　在童心严的同龄人中，语言、思维和文体的3班组合，是课外兴趣班的标配，基本每个孩子的爸妈都会为其决定其中一个。语言班通常是英语，文体包括画画、乐器等，思维课也有很多，其中乐高班被认为能隐形地训练思维。“中国的家长都觉得，为将来考虑，花钱让小朋友玩不如花钱让他们学习。”棒棒贝贝的徐婧一老师说，在自我定位上，棒棒贝贝也把自己当成一个早教品牌。 　　童心严每周上一次课的乐高班位于一条早教街上。这条街除了棒棒贝贝，还有英语班、国学班、音乐班等多种早教课程。每到放学后或周末，这些小孩就被家长送过来，一个多小时的课程结束后，再接回去。 　　棒棒贝贝的门店设计也像一个幼儿园。3层高的小楼里，3楼是教室，2楼有休息室用于午睡，1楼摆满了用乐高积木拼搭的各种造型。除此之外，专门有一个柜子用来摆放班上的学员参加各种乐高机器人比赛赢得的奖杯。 　　和一般的幼儿园差不多，来这里“上乐高班”的小朋友也按年龄被分为小班、中班和大班。小班只能玩大积木，中班开始接触小积木，到了大班，学员就可以动手制作机器人，像捕鼠夹或者鳄鱼嘴等利用到动力机械和电脑编程的东西。 　　这是一门潜力不小的生意，至少从愿意开这种培训班的创业者数量上可以看出来。“依靠乐高教具创业的培训机构超过4000家。棒棒贝贝只是其中一个品牌。”徐婧一称。同样叫棒棒贝贝的乐高班在全国有227家，光上海就有50家，差不多每3公里就有一个。最远的店已开到内蒙古、新疆，当然，那些店都是加盟的。与棒棒贝贝规模最接近的是一家叫“韦哲”的培训机构，它的门店数量达到100家。 　　这些生意都不属于乐高―事实上，绝大多数你听说过的乐高班都不属于乐高。乐高教育告诉《第一财经周刊》，真正得到官方授权的只有西米亚教育（2000年开始）和奕阳教育（2016年开始）两家公司，前者在市场上目前有142家门店，后者只有几十家，规模都比非授权的乐高班小很多。 　　不过，没有乐高授权，并不会对棒棒贝贝们的生意产生什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