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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员工持股仍在谨慎探索 　　当前看，国企员工持股不具备大发展的环境，但也不必再严格限制。中央企业如果不好搞，可以允许地方国企搞嘛。估计即使不做新的限制，地方国企也不可能出现十几年前那种大规模员工持股，那种大规模的国有产权退出。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2016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等三部门《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终于出台了。一如之前的预料，这是一个规范意味大于鼓励意味的文件。由此推论，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目前仍然处于谨慎探索阶段，还难以大规模发展。 　　这次员工持股改革意义主要限于激励业务骨干。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0年代初期席卷全国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也可以称为员工持股改革。如1992年刚开始时全员持股的山东诸城股份合作制改革。后来多数地方和多数企业演变成了经营者持大股改革，或直接推行了经营者持大股改革。据统计，员工和经营者持股改革占到了当时国企改革的90%以上。这种员工持股，可以看作是国企根本性质的改革。改革后国有产权基本都退了出来，企业变成非公有制企业。企业的产权体制、公司治理、内部运行机制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次员工持股改革显然不可能带来这么多的变化。《意见》规定：“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实施员工持股后，应保证国有股东控股地位”。原企业主要负责人即使入股最多也只有1%，并且作为个人小股东一般不太可能再担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之类的职务了。因此，员工持股对改善公司治理的意义比较有限。目前看，这次员工持股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激励业务骨干，留住优秀员工。 　　《意见》对员工持股非常谨慎。除员工入股比例限制之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限制性规定，如只能增量入股，中央企业二级（含）以上企业以及省属一级不开展试点，上级任命的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持股，试点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90%来源于所在企业集团外部市场等。《意见》还规定国务院国资委首批选择10户企业试点，各省首批选择5-10户企业试点；2018年底进行阶段性总结，视情况适时扩大试点。这对全国几十万家国有法人企业，甚至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表现出对员工持股极其谨慎的态度。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对以往国企改制一些不规范的做法进行了清理和改正。此后，地方范围大规模的国有产权退出改革基本停止。但员工持股仍然在一些地方继续推进，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和科技型企业中还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而这次《意见》，基本没有新的鼓励性政策，而是增加了很多限制性规定。按照这些新规定，地方一些正在进行的员工持股可能要停止了，如上级任命的企业负责人参加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等。 　　以往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影响了对员工持股的评价。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企改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很多出现了隐匿国有资产，低价转让，用企业资产担保贷款购股等等；使得一些企业经营者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另一个问题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持有下一级企业股份，利用关联交易将国企利益输送到员工持股的公司，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情况当时在电力企业特别突出，员工持股的发电公司往往分红很多，而员工不持股的却常常亏损严重。煤炭等资源类国企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基本停止了第一种类型的改革；对第二种员工持股，则花费很大精力进行了规范和清理。清理的主要界线就是上级公司员工不能持有下级企业股份。以往出现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务院国资委等中央部门对员工持股的认识和态度。 　　对员工持股的态度更深层次上取决于对国企改革的根本认识。上世纪90年代轰轰烈烈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在当时是有共识基础的。从中央层面讲，主张抓大放小，对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从地方层面讲，就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能卖就卖，不能卖就送。因为当时国企正处于一种普遍的危机状态，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包袱。这也与当时效率优先的主流意识相一致。而目前对国企的主要方向各方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从学术领域看，多数专家学者主张国企能退就应该退。而中央部门则坚持国企做强做大。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除传统的公益类国企和近些年新成长的城投类企业外，已经没有多少国企了。从整体层面看，国企正在经历新一轮经济调整的生存压力，但比起90年代还是要好很多。如果没有对国有经济和国企产权进一步调整的共同认识，员工持股也就不可能得到大力的推动。 　　国资委作为一个中央部门推动员工持股有很大局限性。一方面，国资委是管国企而不是管整个国民经济的。国企的大规模退出，显然不符合国资委的部门利益。即使不直接退出，只是让国有与民营或者员工混合一下，也会大大增加国资委的管理难度。另一方面，从所管企业的规模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