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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长利短痛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最高领导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 一说。 　　这一概念本身并无定论。无论是学术上的供给主义经济学，还是80年代以供给主义名义实施的美国经济政策，都与中国目前的国情不相同。但如果将供给侧理解为生产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大要素投入，那么则符合目前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产业结构不合理，僵尸企业借新还旧、劳动生产率有待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结合其他高级政府官员使用这一概念的语境来看，总书记说的“供给侧改革”更像是加快引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针对上游产能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要减少支持，同时将资源配置到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业以及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当中去，重塑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要素市场的改革有其必要性，但冲击大，见效慢。特别是在企业部门债务负担较高的情况下，财政需求刺激和要素改革应当相互平衡，以免在短期内失业与金融风险有过快增加。此外，供给侧改革在“破旧”的同时确保如何能“立新”立得起来，如何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是制度建设和收入分配层面需要思考的长期问题。 　　供给侧改革不是自由主义 　　首先要明确的是，国内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西方的倡导自由主义的供给主义经济学，与曾经流行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也有明显距离。 　　以美国为代表的“供给主义”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学术理念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 　　在供给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关注生产活动和总供给是经济繁荣的关键，而需求只不过是一个次生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美国经济面临滞胀，供给主义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解决方法。“拉佛曲线”成为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认为在高税率的时候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带来总产出增长和税收总额增长。 　　“供给主义”政策乍一看起来也是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尤其是税收和管制，认为企业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让这一经济思想成为社会潮流的最主要原因是它鼓励政府对工薪阶层实施大规模减所得税，提倡尊重财产私有制。这不仅很容易赢得美国民众支持，也与共和党“小政府”的形象相符合。 　　但是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实践最终脱离了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克鲁格曼则形容这种政策“虽然比货币主义更好，但并未达到它承诺的效果。” 　　一方面，美国官方数据显示，从1945年至201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与边际税率高低并无明显相关性。再者，所得税减免之后总税收虽有所增长，却是依靠其他方面加税，且政府支出增长更快。因此，美国的财政赤字急速上升，政府债务从1980年占GDP的26%扩大为1988年的41%，总国债从7000多亿美元增长到2万多亿美元。在2003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分析也表明，减所得税不会提升税收收入。 　　也就是说，真正带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供给侧政策其实是借鉴了凯恩斯理论的扩张财政政策，而不是供给主义经济学和理想化的“拉弗曲线”。 　　回到国内，多位“学者型”高级官员都曾经公开使用过“供给侧改革”这一说法。结合他们的语境，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首先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对实体产能过剩、金融体系高杠杆、高收益率自我循环的强力纠正。 　　中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10月份到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强调让市场决定资源的配置，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僵尸企业不应得到政府扶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则撰文指出，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他在谈到去产能之外，还提出了建设性的四个政策，分别是“要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精致生产;尊重创新规律基础上培育创新环境”。 　　因此，供给侧改革会是政府在经济领域有退有进，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强化政府对关键产业的控制。这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政策也不相同。 　　供给侧改革的难点 　　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来看，供给侧改革是必要条件。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向重化工业投入大量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才完成了初期积累和飞跃。目前要素市场的改革，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难点。 　　首先，除了劳动力、资本、土地投入之外，流行着的依靠生产函数中“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总供给的说法。海外有工业革命，国内有安徽凤阳农村承包责任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