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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避免日本老路？ 　　政府有时候需要做一些公共投资，代价是全要素生长效率会降低，不利于将来的发展;不良债权的处理必须认真，在没有真正解决不良债权之前，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好转的;人口问题应该以长期的观点来看 　　“在民间投资低迷的期间，需要由政府出面进行公共投资，保持最起码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日本经济学家津上俊哉说，“可是如果政府投资做太多，就可能把长期的经济前景给吃掉了。” 　　津上俊哉曾是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创办的经济产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现在是一位独立经济学家。他长期在日本通商产业省工作，对日本经济运行情况非常了解。后来调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又对中国经济问题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近日，在东京日本央行附近的一幢小楼里，津上俊哉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津上俊哉回顾了过去30年日本经济走过的道路，“日本的一个教训就是，对不良债权绝不能假装处理好了。在没有真正解决不良债权之前，经济是不可能真正好转的。” 　　津上俊哉说，“30年以来日本经济走过的道路，中国需要吸取的教训很多。中国经济不要追着日本走，不要重复日本走过的路。” “广场协议” 　　不是日本经济问题的根源 　　中国目前面临的农民工问题也可以说是国内移民问题，它和日本的问题有所不同，但看大城市的老居民不愿意接受新居民的心态也有相近的地方 　　《财经》：中国很关注日本的经济状况。我们注意到，前不久刚结束的参议院大选，最近日本自民党发表的政治公约，安倍经济学都被放在醒目位置。那么，“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30年以来日本经济走过的道路，中国需要吸取的教训很多。中国经济不要追着日本走，不要重复日本走过的路。 　　津上俊哉：“安倍经济学”主要有“三支箭”：第一是宽松金融政策，日本银行购入大量国债来推动超量化货币政策;第二是大规模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这两点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只有这两支箭不能真正解决日本面对的问题，关键是第三支箭，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为此是否能推动供给侧改革，这是以后的安倍经济学的关键。如果不能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前面的宽松金融政策和政府公共投资的效果也会马上消灭了。 　　《财经》：供给侧改革也是中国现在的热词。 　　津上俊哉：供给侧改革（Supply side reform）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了。在日本，小泉时代也做了，重点是放宽政府的审批和限制。 　　《财经》：安倍执政这几年，日本经济的全要素增长率有提高吗？ 　　津上俊哉：这还有待观察。前面的两支箭的效果使得以前带来通缩的供需缺口缩小了，但现在又有另外个局面，就是哪里生意火爆，哪里就遇到“用工荒”。 　　由于日本劳动人口已处于负成长阶段，重新检测潜在成长率的话，最多只有0.5%，虽然安倍政权的目标是实现1.5%到2%的经济增长，但现在有经济学者认为大幅超过潜在成长率的经济成长不太可能。所以除非推动第三支箭，来增强供给侧结构，安倍经济学很难实现经济成长。 　　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开移民政策来相抵劳动人口的减少。财界首脑层和经济学者们里有不少人私下支持这一政策，但是老百姓的反对声音很大，说日本是单一民族，不宜接受移民。 　　中国目前面临的农民工问题也可以说是国内移民问题，它和日本的问题有所不同，但看大城市的老居民不愿意接受新居民的心态也有相近的地方。 　　《财经》：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和20世纪8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呢？ 　　津上俊哉：是的，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最活跃的一段时期。那时欧美国家经济都不行，日本经济表现非常强。所以美国的傅高义写了一本书《日本第一》，风行一时。 　　《财经》：在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祸根在于1985年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答应日元升值。这是一个具有阴谋论的说法，但是流传很广。 　　津上俊哉：中国人对广场协议有很大的误解。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面对不合理的日元升值，日本要求欧美和日本一起共同干涉外汇市场，对此欧美提出条件，就是要求日本降低利息以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因为世界经济都不景气，日本应该为世界经济做贡献。 　　日本经济界和政府因为过于害怕日元升值，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大幅降低利息，但过分的宽松政策催生了泡沫经济。广场协议之后的最初几年，日本经济表现很好，GDP增长率达到5%左右，可是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泡沫经济越来越严重。 　　1989年，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又朝着相反的方向调整，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把房地产的泡沫挤破了。从1992年到2000年的八年时间里，土地价格降低了四分之三。 　　《财经》：在您看来，欧美国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吗？ 　　津上俊哉：如果日本处于欧美国家的境况，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与其主张欧美阴谋论，不如拿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过于害怕